《科学》:中国的转基因科学家与民间的反对者

2014-07-08 | 作者: Richard Stone | 标签: 转基因科学家 民间的反对者

《科学》杂志第331期,2011年2月25日出版,译者:译言网 monocle

激进分子向转基因作物及科学家发难
北京——在主持人请听众提问的时候,情况急转直下。事情发生在去年的11月,主席台上,遗传学家张启发刚刚在中国农业大学作了一个演讲,谈论有关功能性水稻的基因原理与提高粮食产量的问题。张先生是中国的一位转基因水稻开发和实验先锋,在其华中农业大学的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里他统领着不少科研人员和学生。他的成就使他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一位超级明星,而对于一帮反对转基因的积极分子来说,他是第一号国民公敌。

在张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之后,一个穿着橘黄色夹克衫的年轻男子突然跳上台,照着一张纸念起来,密集地问张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问题和是否有科学家向农民非法散发转基因种子。张和主持人拒绝回答,答应说会有一个公共论坛回答有关问题。一位妇女接着喊出:“张启发,你这个卖国贼!”然后指责他把十三亿中国人民当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再后来,一位老者靠近主席台,拿起第一排的桌子上的一个陶瓷茶杯投掷出去,没有打中张。

“情况很危险,”在中国为总部位于墨西哥巴丹城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工作的遗传学者严建兵表示。在其他几位教授催促张离开房间的同时,严电话报警。警察到来时,破坏分子已经离开了。

自从中国政府在2009年11月授予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安全证书以后,张和其他的研究者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攻击。中国的反转基因运动部分得到了绿色和平组织和一些科学家的支持,这些科学家担心转基因农作物可能带来长期性的的生态和健康影响。但是有一个组织掀起了热浪,使得张浮出水面:乌有之乡,一个松散联系的群体,在英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Utopia(乌托邦)。

在去年,乌有之乡的积极分子和同情者已经破坏了几个科技会议,严和其他人怀疑他们也是中国农业大学事件的背后力量。情况还在继续升温。乌有之乡自认为是中国“新左派”运动的旗手,宣传民族主义情感,现在正在征集一个要求废止转基因农作物的公开信的签名。公开信称中国已经被像孟山都这样的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剥削,要求撤销发给转基因稻米的安全证书。还计划把信发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一个最高议会性质的年度会议,每年3月5日开始举行,帮助政府执行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

一些观察家希望乌有之乡的呼吁能影响把转基因农作物的科研和开发奉若神明、当成首要任务的中国政府。就目前来看,乌有之乡的鼓动对公众意见的影响还很小:在去年夏天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主持的一项在几个中国城市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1%的回应支持转基因,只在最近几年比例略有下降。但是乌有之乡的举动可能会延缓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张的团队和独立实验室花费了十五年时间测试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现在他认为转基因水稻被批准商业化还要花上又一个十年——在假定安全证书可以更新的基础上。

科学家和官员们承认他们没有防备到乌有之乡的强烈攻击。“政府从来就没有预料到公众会这样反对转基因,”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表示。根据《科学》杂志过去几个月的粗略统计,在中国的主要博客网站上至少有上万篇批评转基因大米的文章——有些比较客观,很多站不住脚。

在中国科学和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利紧密结合,一位属于“科学文化人”的学者总结道,这是一个不加掩饰地反对科学化的中国学者群体。通过反对转基因农作物,他争论道:乌有之乡及其同盟者认为他们在反抗腐败和特权。

严格评估?
中国在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跳入转基因农作物潮流,当时允许商业种植的有四种植物:棉花、矮牵牛花、西红柿和柿子椒。从那时开始,政府谨慎地前行,批准了另外两种植物——转基因杨树和木瓜的种植。目前六种之中只有一种——抗虫性转基因棉花在广泛地种植。

转基因的前景在2008年开始明朗起来,政府推出了高达三十五亿美元的研发基金推动其商业化进程,主要领导人公开支持这种努力。在2008年,总理温家宝告诉《科学》杂志,由于当年粮食紧缺问题的突然爆发,“我力主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科学》杂志2008年10月17日,第362页)。

几股潮流使得接受转基因作物成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拥护者说。在过去十五年间,尽管农药和化肥的施放量急剧上升,粮食的产量却一直停滞不前。化学品的闪电战对于稻米的害虫来说无济于事,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吴孔明这样说。“情况越来越严重,”他说,干旱和经济开发也阻碍着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

转基因稻米似乎已经整装待发,引领着勇敢的中国转基因新世界。两种通过安全检测的水稻品种表达了一种来自苏云金芽胞杆菌(Bt)蛋白的一种基因,能够使得害虫中毒。伊朗和美国已经批准了转基因稻米的商业种植,但是中国的规范管理者对于修补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谨慎。“中国对于转基因水稻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任何转基因作物都更严格,”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前任所长黄大昉说。

从1997年开始,张展示了他的团队的Bt稻米,农业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检验了从环境中的基因漂移到Bt稻米对非目标性生物体的影响方面的每一项数据。至今,审查委员们“还没有发现转基因稻米和传统方法培育的稻米有显著的区别,”委员会成员吴孔明说。他和其他科学家同时承认,没有一种技术是十分安全的,转基因作物的长期效果还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没有任何事物是十全十美或者十恶不赦的,”吴说。但是,这两种Bt稻米“和非转基因稻米一样安全,”吴表示。

上海复旦大学生态与生物进化系主任卢宝荣教授则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表达:“传统育种的水稻生长需要很多化学农药,难道那就安全吗?”他问道。然后,他引用了一句中国传统谚语:“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批评者不接受这种哲学。政府的Bt稻米的安全认可“给得太快了”,清华大学的一位科学政策专家刘兵教授指出,刘教授正在带头搞一个呼吁书——与乌有之乡不同——争取废止安全证书。和乌有之乡不同,刘讲起话来小心谨慎。“对转基因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他说。但是,如果转基因大米被广泛种植,等以后表现出其害处,他说,“就为时已晚了。没有人能够避免这种危险。”

生态方面的危险也不应该低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一位生态学家魏伟认为。魏指出了一个中国Bt棉花当初未能预料到的后果:目标害虫棉铃虫目前已经不是主要威胁,盲蝽蟓和其他一些次要的害虫反而成了人们头痛的问题。

绿色和平断言:中国的一些转基因水稻种子属于外国专利,种植它们会提高种子的费用。这种说法证据不足。“这会对中国的食品安全和主权造成潜在的威胁,”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的方立峰表示。对于这个问题,双方的中国科学家均表示他们欢迎严肃的辩论,普遍对对手予以尊重。与此同时,乌有之乡已经准备战斗。

乌有之乡的世界观
乌有之乡创办于2003年,目前已经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精英人士,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退休的政府官员。这个组织并不掩饰自己对转基因农作物的企图。它的网站(www.wyzxsx.com)张贴了大量的文章和论文,由那些感觉他们的声音被中国官方媒体忽视的人们写就。尽管政府对科学抱有极大的信任,很多文章都抱怨中国盲目地把科学当成包治百病的良方。乌有之乡的公开信要求废止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同时要求组建一个新的监督委员会来取代农业部的转基因安全委员会,信中说这个委员会不能代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乌有之乡和其他组织对他们认为有缺陷的安全测试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喂食小鼠Bt 毒素的实验。“那并非人们将来要食用的东西,”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顾秀林说,她来自位于昆明的云南财经大学。由于这个原因,顾说,她的论文在乌有之乡的网站上刊登,张和其他的转基因科研人员“正在欺骗整个国家。”其他的乌有之乡人士把他们自己当成毛泽东主义者,正在保卫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偏远乡村的穷人和城市里受压迫的人们。他们经常在道德上和国家安全方面对转基因农作物问题发表反对意见。主要是花言巧语,严抱怨道,“没有一点儿科学观念。”

某种程度上与乌有之乡的强毒株激进主义相对,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宣传,扩展转基因农作物研发的外延,农业部已经预留了用于今年的几十万美金,计划把另外一百五十万美元分配给风险评估和公众参与,从2012年开始一个五年计划。科学家们争论说这笔拨款目前为止花费得没有效益,需要有一个更有利力的服务拓展效果。

如果这场运动能取得进展,会帮助减轻张身上的热度。他在每处讲演都受到攻击,几乎每天都能收到责骂的电子邮件。他承认如果他的Bt 稻米不能走向市场“将是一种遗憾”。但是,他正在从长而计。“我的心情很平静,”张表示。他的最终目标是创造出“绿色超级稻”:一个有着高产量的理想的品种,只需很少的农药和化肥,抗旱,充满营养,味道甚佳。即便是乌有之乡的人士也一定会感受到张所希望的乌托邦性质,真是很有反讽意味。

来源:《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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