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草甘膦的奇特案例:绿色和平

2015-05-28 | 作者: Anand Ranganathan | 标签: 草甘膦

翻译:基因农业网(王晓肖,无穷的探索)

如果虚伪是莫尔索母亲的话,那么,她可能还活着,而加缪会用另外标志性的语句来作为他第一部小说《局外人》的开头。

我们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个工业革命正如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不会消亡,只会促进进一步的革命---在经济、交通、我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好意思,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我们假装是他人良心的看守者,但其实是自己的囚徒。所以就要因此而虚伪吗?即使我们不知羞耻地享受着工业劳动的果实,我们也仍坚持回到祖先只想逃离的中世纪田园生活,这样满足了我们原始的需要吗?

法国有80%能源来自于核反应堆,生产每千瓦电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只是完全不用核能的丹麦的四分之一。世界上种植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最多的美国从未发生过任何因为该作物而死亡的案例。我们愉快地抢着使用来自美国的每一项发明——苹果手机、抗艾滋病毒药物、最先进的医学设备、互联网、波音飞机、搜索引擎、粒子回旋加速器、脸谱网 ——但却因为种植和消费转基因食品而迫不及待地称其傻瓜。

美国人可不是傻瓜。如果抗草甘膦作物真如反对者声称的那样,有许多出对矿物质摄取、对土地、水以及作物产量的负面影响,那么农达和抗农达早就被丢弃了,就如美国丢弃它所支持的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一样迅速。

科学与伪科学只有一步之遥,禁止草甘膦和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叫嚣让人更加明了谁应该被嗤之以鼻。

绿色和平组织这个因为近来一系列事件而臭名昭著的非政府组织(混乱的财务状况、其第三世界雇员的不满、其共同创始人对其谎报总值的指控以及对于碳足迹的不实之说)最近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这个世界应该要求禁止草甘膦但却还使用草甘膦”的论文。其无数的论断需要反思。

绿色和平在其论文的开头说道,草甘膦和抗草甘膦作物“是工业化农业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农业体系包括了大面积的单一栽培作物,这需要施以大量造成环境污染的除草剂。”然后,尽管承认“迫切需要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一切照旧已不再是一个选择…”它仍然堂而皇之地宣称“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不会来自转基因作物,也绝对不会来自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

只有把基本事实弄正确了其口号才有可信性。但他们没有。“草甘膦:是如何工作的?”绿色和平组织修辞性地问道,然后继续发明可笑的新科学机制(见第一部分:草甘膦的实际作用机制),正因如此,它才能批评其所声称的草甘膦的螯合性能应该对环境破坏负责。 “草甘膦会和锰螯合(或结合),这使得草甘膦对含有EPSPS(5-烯醇丙酮莽草酸-3-磷酸合酶)的作物失效。因为EPSPS必须要有锰才能发挥作用,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来抑制草甘膦的作用会影响到植物中一个重要的生化途径---莽草酸途径,这会造成合成蛋白质某些至关重要分子的短缺,从而导致植物的死亡。”

如果在第一步的时候,所有之前的科学发现---生化调查、X射线结构、基因发现---都被丢弃,以此来支持伪科学的螯合作用理论,我们可以想象其他努力会使读者进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的,精疲力竭。

弊病并未在此停止。在“急性效应”这一章里,绿色和平说,“故意摄入(自杀)已导致几例死亡,死亡前症状顺序为代谢性酸中毒、呼吸和肾功能衰竭、心搏停止、癫痫以及昏迷。”全都是正确的,除了一点,那就是这样的厄运只会降落在那些直接摄入草甘膦的人身上,与每年几百农民因为谷物歉收和政府的漠不关心而喝农药自杀没什么不同。草甘膦就跟残杀威(Baygon spray)一样,是一种毒药,不是用来大口大口喝的。

绿色和平组织然后开始列举草甘膦在生殖、肿瘤学以及神经病学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并且引用了一些研究发现来支持其结论,但是这些所谓研究发现已经在无数场合被许多科研机构指出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例如,它提到了Seralini小组的发现,甚至还突出展示,但却未曾提到过去绿色和平组织资助过这个小组并且广泛宣扬该小组所宣称的转基因玉米有引起肝毒性作用——而随后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的调查表明这一发现是伪造的。这令人想起2012年Seralini与其合作者发布了一篇名为“农达除草剂和抗农达转基因玉米的长期毒性,一个绿色和平组织决定用来给草甘膦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的发现”的论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两年后,经历了几十个同行的投诉,该杂志史无前例地撤回了这篇论文。“对原始数据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该杂志说,“用如此之少的有关NK603或草甘膦对总的死亡率和肿瘤发生率的影响的样本是得不出任何明确的结论的。”

其他专家和科学家则更加严厉,称这项研究近乎于伪科学,因很多“错误和误差”而漏洞百出,导致“具有高度误导性的结论,其在科学文献和更广泛的媒体的发表已经对科学和该领域研究者们的信誉造成了损害。”

就是这个Seralini 小组还报告说转基因玉米品种诱导肝的肾毒性,导致肝功能瓦解以及破坏心脏、肾上腺、脾和造血系统。欧洲食品安全局被迫再次召开会议调查此事。调查的结论是“作者们新的关于肾脏和肝脏毒性的说法并未被论文中所提供的数据所支持。”专家们都持有一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对人类、动物和环境并没有副作用的迹象。”在绿色和平组织嚷着继续支持Seralini小组之前,他们应该好好读一读对于Seralini小组所声称发现的彻底调查报告,但他们却没有。

绿色和平的文件还随意引用了Carrasco和其合作者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他们基于草甘膦的除草剂会对蔬菜产生致畸效应的发现。该研究中,他们报告说草甘膦会导致青蛙和鸡胚畸形,“对头部和神经嵴的发育具有显著的改变”。

绿色和平组织忘了正是这个研究,在其最初发表的时候引发了一场混战,有对谬误的驳斥,以及对驳斥谬误的反击。意料之中的是,Carrasco在反击时毫无顾忌地引用了Seralini 的工作。诚然,这是科学发展应有的道路---发现,而后报告,然后是对报告的全面调查,再然后是反驳和对反驳的反驳---但是有很多证据表明在这个事件中,有太多的既得利益参与其中。在草甘膦的半数致死量(LD50)的报道中尤其如此。

绿色和平应该也知道,2012年用Carrasco倡导的相同的方法,科学家们发现甚至是服用咖啡因也会导致胚胎中有缺陷的神经管关闭和几个形态表现型异常的表达。将报告标题中的咖啡因换成草甘膦:接触咖啡因可能导致神经管畸形和诱导其它的畸形效果,我们可以为那些明明醒着但却想被叫醒的人敲响警钟。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有关咖啡因的发现支持了早在1988年和1995年对鸡胚所做的类似研究,研究发现咖啡因会导致心血管畸形。2012年李和他的同事们也报告了咖啡因对胚胎发育的干涉。但这并未得到重视,咖啡因已被开心地消费了数千年,除非绿色和平组织现在决定到星巴克外面来一场绝食静坐,这种对咖啡的喜爱将会长期继续下去。

为了反驳绿色和平组织称草甘膦具有雌激素活性和影响生殖能力的说法,一次对科学文献的综合回顾发现“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实际的环境暴露浓度内接触草甘膦和不良发育以及影响生殖有关。”此外,最近一个对鱼做的为期七个月的科学研究发现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与非转基因大豆相比,并没有对器官形态和应激反应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最后,为了使螯合作用理论更加有说服力,绿色和平组织还一再引用那些提出以下草甘膦机理的科学工作:草甘膦通过螯合杂草进行防御活动必需的营养元素来除杂草。草甘膦不会直接杀死杂草,而是使他们失去防御功能,这样土壤里的致病菌会感染并杀死杂草。”“螯合”必需的营养元素?草甘膦的作用模式是几十年来可以重复的大量科学研究所证实的(见第一部分),所以对于这样的反对意见已经没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了。但是,真正遗憾的是这种报告居然被发展中国家的政客和环保主义者认真对待了。

今年二月,斯里兰卡科学家Jayasumana博士撰写了一篇论文,该研究没有进行哪怕一次实验,他在论文里提出了一个假设:草甘膦可能就是神秘慢性肾病(CKD)的元凶,这一疾病已经导致数百名斯里兰卡农民死亡。根据其说法,草甘膦由于它的金属螯合性能,能够和一些金属离子(比如钙离子和镁离子)相结合,从而导致慢性肾病。

但并没有科学证据来支持他的假设。中美洲有几千名农民患有慢性肾病,虽然草甘膦广泛地用于农田中,但慢性肾病仅在沿海地区流行。为什么?高温,专家们认为这就是最简单的解释。高温脱水会导致葡萄糖向果糖过量转化,这样果糖激酶(一种果糖新陈代谢酶)就会使体内尿酸和有害化合物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肾脏。另一项科学研究表明,96.5%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尿液中草甘膦水平低于参照水平。研究人员认为缺硒或者遗传易感性可能是导致慢性肾病的原因。

至于草甘膦的螯合性能是否会导致慢性肾病这一问题,要知道植物和土壤中存在着许多螯合剂,它们和金属(特别是铁和锰)的结合能力比草甘膦还要好。草甘膦确实具有螯合金属离子的性能,因此不少人臆测它可以阻止植物吸收微量营养。然而,大量的科学研究都驳斥了这一观点,反而有研究表明,即使是使用大剂量草甘膦,也不会影响微量营养素的游离浓度。

草甘膦通过生物降解形成氨甲基膦酸(AMPA),这令反对者无比担忧。但AMPA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被广泛深入研究过,最近还用放射性碳14来研究过AMPA。这些研究结果并不支持Jayasumana博士的假设。研究表明重复使用草甘膦并不会对土壤中的微生物降解草甘膦造成困难。植物在使用草甘膦41天以后,只有0.006%被放射性元素标记过的草甘膦才被发现在种植的作物中。再者,草甘膦不仅不会影响到作物的微量营养水平,也不会造成植物疾病。

没人在乎事实真相,Jayasumana博士的理论在2014年3月成了全球的头条,这距其发表他的假说只有短短的3个星期,而他的这一假说根本没有得到其他科学家的证实。斯里兰卡总统立刻下令禁用草甘膦。斯里兰卡一位部长说:“有人告诉总统这个报告,然后总统就下了禁令。”但是这个闹剧并没有完全结束。2周以后,总统又取消了这个禁令。看来他听从了一位官员的劝告,这位官员告诉他在斯里兰卡使用草甘膦之前,就有很多农民患有慢性肾病了。“那时所有种水稻的村民都使用百草枯这种农药(在20世纪80年代)。”事实上,至迟在2013年5月,美国环境保护局就得出结论说草甘膦“不会对人有致癌风险”,把食物和水里的草甘膦含量也考虑进去,“也不会超过草甘膦每日容许摄入量(ADI)的13%”。

这不应该是关于孟山都或巴斯夫或其他任何“吃血”跨国公司的问题。这是关于产品如何科学验证的问题,是关于国际法规机构严格研究以及严格批准的问题。令人悲哀的是,这样一种恶劣的、虚假的、不可复制的伪科学发现如此高调被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既得利益组织提出,只是为了掩盖妖魔化草甘膦这一事实。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草甘膦退出舞台了,那应当是因为一个原因,也只应当有一个原因——它遇到了对手。这就是进化。

过去十年间对草甘膦的滥用和误用,使得大量的杂草对它产生了抗性。最令人担忧的就是一种叫做水麻的苋属植物,它广泛生长在种植转基因大豆和棉花的田间。这些杂草早期很容易被草甘膦杀死,现在经过自然选择,已经可以抵抗除草剂。除草剂耐药性杂草国际调查(International Survey of Herbicide-resistant Weeds)网站列出了所有抗农达的杂草名单,共有219种,分别来自于18个国家。有一起比较有趣的抗性案例成为了除科学期刊以外的媒体头条,由于美国以及哥伦比亚的缉毒机构派飞机对古柯种植园内深度喷洒草甘膦,结果毒品贩子发现了一种新的古柯品种,这一品种已经完全对草甘膦产生了抗性。

这个危机和医学上的抗生素的抗性有一点类似。过分依赖和使用抗生素(尤其是在像印度这样的在柜台上就可以买到抗生素的国家),最后会产生耐药菌株,也叫超级细菌。对草甘膦的抗性也没有什么不同。最新研究显示,长芒苋这种杂草,在绝望地避免被草甘膦杀死的过程中,会非常努力的去克隆它自己的抗草甘膦基因,以惊人的160倍的速度复制这种酶,然后分布在它34条染色体中的每一条上。最后,这种杂草会产生很多的抗草甘膦基因酶,而把它们体内的草甘膦全部消灭。

有尝试就会有失败。大自然的力量是不会被人类或单个的分子打败或征服的。只有接受失败然后重新开始。需要发现新的除草剂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那之前,农民们需要交替使用几种除草剂来使杂草难以产生抗性。诚然,即使不使用草甘膦,对除草剂的抗性也是事实存在的。多达64种杂草对除草剂阿特拉津(atrazine)具有抗性---不存在抗阿特拉津的转基因作物。即使如此,研究者们还是在积极寻找下一个草甘膦,他们肯定可以找到,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新分子的发现将预示着草甘膦会像很多人迫切希望的那样走向消亡。这是一定的---更安全、更温和、更高效的分子,无论是自然的还是合成的,永远都会出现---而且当它发生的时候,人们希望约翰•E•弗朗茨(发现草甘膦的化学家)的遗产依然能被人记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草甘膦“曾经使人类获益”。

(在第三部分--- Shiva的第三只眼---我们将揭露一个环境保护者的痴迷如何影响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公共讨论,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原文见http://www.newslaundry.com/2014/07/14/exploring-gm-foods-part-ii-the-curious-case-against-glyphosate/

来源: Newslau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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