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反科学的

2015-09-16 | 作者: Marc Brazeau | 标签: 鼓励转基因对话

“反科学”这个词汇正在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探索科学博客的Keith Kloor不久前援引了“遗传扫盲项目”(Genetic Literacy Project)的一条推特,举例证明这一词汇已成为公共话题的一部分,并就此阐述了几个精妙的观点。

9月中旬,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委员会主持了一场关于农业生物技术的研讨会,会议持续两天,旨在为2016年春季报告收集信息。“基因认知计划”执行理事Jon Entine是这个会议的受邀者之一,他在参会后写了一篇评论文章,然后在推特发布文章时,他@了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NASciences)、NGO组织GMWatch在内的几个科学领域公共推特账号,警告大家要警惕“反科学”。

Kloor说,Jon Entine在评论文章里并没有用到“反科学”这个词汇,但却解释了那些只激烈宣称转基因作物有害而并没有其他说辞的人实际上关注的并非科学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与之相似的是,哈佛大学气候变化专家组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也处于这样的境地。

Naomi说,独立自主的文化和小政府的传统让反对气候变化的运动取得了基础层面的共鸣。“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大国政府之间的争端,它与气候变化本身无关,更与科学无关,这完全是政治!

Kloor认为,否定主义者的冲动来自于文化价值观念,而非科学方法和对证据的尊重:

他们一边否定,一边诋毁别人是反科学分子。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讨论转基因等敏感话题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打破城市迷思,揭示虚假的平衡关系,甚至拳打有预谋的恐怖制造者相对很容易(我确信我会一直这样做),可收效却越来越少。成果显著的方式貌似是与他们进行辩论,针对反对转基因的社会文化基础、针对相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价值观。

按照这个思路,我认为将某个人的信仰、一个政党、一个NGO冠以“反科学”的名号没什么意义。我确信这可以在辩论中占领先机、划清界线,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其他价值。


Kloor介绍了环境学家小罗伯特•肯尼迪的案例,小罗伯特因坚称疫苗危险而被贴上了“反科学”的标签,并深受其害,他辩称自己不是“反科学分子”。但我相信,肯尼迪看待自己的疫苗观就如同看待自己的环境学造诣一样,自以为都是遵循科学精神的。

我同意Kloor的观点,没有人觉得自己“反科学”。其根源在于“科学”这个词使用得不够准确。如果你告诉某人她是一个“反科学分子”,她很可能听到不同的意思,这样的指责听起来不够真实,也不会使他们改变观点。

当人们听到“科学”这个词,他们想到的或许是科学家们所研究的自然奇观。“我爱银河的照片,也了解候鸟的迁徙类型,我怎么会‘反科学’呢?”

或许,对“反科学”的指控与对“卢德主义”(强烈反对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的主张)的指控被捆绑在了一起,后者因一位卢德主义者用iPhone发出激昂的咆哮而暴露了自己的虚伪。没有什么东西本质上是反科学的,或者天生虚伪地相信一项技术的成本注定高于收益。

文章中声讨的“反科学”其实是“反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七年级时就知道,科学研究始于提出问题。当收集了相关信息或是提出一个假说和猜想时,我们就用实验来证明。实验应按照反驳假设的方向来设计,之后分析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并且交流结果。理想的结果是实验能反复多次证实,或者证明我们的观察结果是错误的。

大众常常在认识科学的边界时误入歧途。在大型议题上,形成科学共识的过程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因素,并不能仅仅通过实验来解决。

这不仅仅是设计实验和证实猜想那么简单。鉴于科学方法能帮助我们从噪声中分离出信号,科学共同体也采取措施从更广泛的议题中分离出知识的部分,例如气候变化或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议题。我们尽量从整体上了解科学文献,而不是依靠一两个证实了我们猜想的实验。

一项孤立的异常实验应合理地给予更仔细的审查,而不是马上接受它,因为还有大量的事实证据并没有被推翻,这只是众多试验中的个例而已。研究者们会越过单一的实验,系统性回顾同一主题的所有实验,最后组织成文献的形式。他们把实验得来的数据进行荟萃分析,以获得更强大的数据支持,之后他们成立委员会,起草共识报告。当所有证据都强有力地指向一个方向时,一份科学共识就从更为广泛的社会进程形成了。这个结论并非永久的,因为科学理论必须随时向新的科学证据开放。但因一两个异常的实验结果就全盘否定所有的科学证据并不合理,更不科学。

我们避免将政治优先于科学,首先要致力于使用科学方法并尊重(不是盲目遵循)科学共识来,其次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观应用于我们所学,而不是让价值观决定我们应该学什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作为个人使用科学共识,这也能够预言我们的对话。与其跟那些我们并不赞同的人提出这些多余的问题,比如“你为什么要反对科学呢?你为什么抵制黄金大米呢?你想让孩子瞎掉么?”我们还不如这么问:“为什么你看重那些糟糕的实验,而对即使没有上千份也有成百份的好实验和总结好的文献资料以及荟萃分析完的数据视为不见呢?”遵循科学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挑选那些反映我们预设想法的研究。

与其一味纠结于这样的交流,我们希望能开启一条新的理解之路。Kloor写道:

“现在我不建议将任何形式的反对声音裹以糖衣,但我真心认为在公众讨论会上发出的诽谤的声音会令某些人生厌,因为他们或许支持某一部分人,但又不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所有的立场。”

我也想说“反对转基因人士”这种说法并不总是有帮助,对于不能接纳在农业中使用生物科技但在情感上也不反对的人来说,“转基因批判者”这一术语更加准确些并且也减少了不友好。我指的是那些可能倾向于反对公司和自然主义观点的人,但当有证据摆在他们面前时却也能将其说服。相对于那些持着阴谋论、不能被科学证据说服、正变成完全的反对者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话对象。大多数转基因批判者并不是“反科学分子”,他们只是不相信科学证据所指引的方向。他们没有把信心放对地方,来击退固有的偏见和形成偏见的动机性推理。

把某人称为“反对者”即将其定义成了对某事反对。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份会愈加牢固。而“批判者”定义为批判性思考的人,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并且促使彼此做出更为严谨的思考。

作者Marc Brazeau系GLP的编辑和作者 ,翻译:基因农业网(江沁,方格)。原文链接:http://www.geneticliteracyproject.org/2014/09/23/practically-no-one-is-anti-science-encouraging-dialogue-on-gmos/

(本文经GLP授权翻译发表,转载请注明版权。)

来源:G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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