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甘膦常见问题回答

2015-05-07 | 作者: GMO Answer | 标签: 草甘膦

1971年孟山都公司开发出在世界农业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广谱除草剂草甘膦(glyphosate),70年代中后期推出草甘膦异丙胺盐、胺盐与钠盐,ICI公司于1989年推出三甲毓盐。目前,草甘膦已成为世上应用最广、产量最大的农药品种,其年销售值一直居农药之首。

草甘膦目前注册登记作物已达50种以上,使用遍及世界各国。中国是草甘膦生产第一大国,2013年的草甘膦产量50万吨左右,超过世界总需求的70%,其中约90%出口到其他国家,为我国农药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以下有关草甘膦的问答整理来自GMO Answer网站,GMO Answer网站致力于回答所有关于转基因的问题,其目标是使粮食和农业方面的转基因生物信息更容易被大众访问和理解。

1,用于抗农达作物的农达量对人类食用是安全的吗?特别是对人类的肠道菌群安全吗?

Kevin Folta(佛罗里达大学):植物并非“浸泡”在“农达”中,或更确切地说,并非“浸泡”在其活性成分草甘膦中。杂草出现时施用相对少量的草甘膦,它们就会死亡,不会与长出的抗草甘膦作物竞争。而且草甘膦对人类或任何其他动物无毒。只有相对较高的剂量才会出现急性反应。LD50(半数致死量)约为5000mg/kg体重。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体重200磅,得喝下约两磅41%浓度的商业浓缩剂才会有50%的致死率。当然,不建议这么做——可以去问问试图喝此药自杀的数百人中的任何一位。要有足够的剂量才会引发问题。如果有兴趣地话可在医学图书馆检索系统(PubMed)中查找“草甘膦”和“自杀”。

肠道菌群一点也不像植物——它们是微生物,绝大多数是细菌。“农达抗性”基因来自于一种细菌。

草甘膦的大麻烦不是生理学上的,而是抗性杂草。幸运的是,新的解决方案正在研究之中。草甘膦是农民的一个好工具,将劳动力和燃料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且允许“免耕”农作,节省了宝贵的表层土。

2,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在植物化合物方面如生长素的含量是否低于其有机对照物?

Angela Hendrickson Culler(孟山都):植物和细菌中有一种酶(称为EPSPS),它能催化某些氨基酸(尤其是拥有名为“芳香环”的这种化学结构的氨基酸)合成所必需的反应。这些“芳香族氨基酸”是其他重要的植物化合物的前体,包括生长素、植保菌素、叶酸、木质素、质体醌。草甘膦通过与EPSPS酶结合来起作用,阻止EPSPS酶催化该反应,从而影响芳香族氨基酸的合成,并潜在影响下游植物化合物。在耐草甘膦作物中,这种酶的(来自自然产生的细菌)表达形态略有不同。这种略微不同的形态阻止了草甘膦结合,使植物具备抗草甘膦的效果,并允许正常水平的氨基酸合成。

同行评审期刊上公布了很多数据,这些数据表明,耐草甘膦作物的化学构造或“组成”与传统对照物等同。在Lundry等人的一篇研究(2013)中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耐草甘膦作物中芳香族氨基酸(酪氨酸、色氨酸和苯丙氨酸)的量较传统对照物而言并未受到影响。数据显示,在耐草甘膦玉米与传统玉米中,酪氨酸的量分别为0.31和0.30%dwt,色氨酸的量分别为0.65and0.63%dwt,苯丙氨酸的量均为0.49%dwt。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草甘膦耐受性并未降低芳香族氨基酸的量,芳香族氨基酸的量与所有化合物一样会因环境或遗传背景等自然因素而发生变化。将传统种植作物与有机种植作物进行比较的相关信息较少,这可能是因为不要求对此类作物进行监管研究/审批。公开的一项玉米研究(RohligandEngel,2010)显示,传统或有机生产方式对组成成分的影响极小,但正如预料的那样,环境和品种却对营养成分的影响较大。有数据表明耐草甘膦作物与传统对照物组成成分等同,也有数据表明生产方式对组成成分的影响极小,基于这些数据,有理由相信,转基因作物在芳香族氨基酸以及其他化合物方面的含量水平不会比有机对照物低。

对于某些化合物,如果在耐草甘膦植物中的含量明显偏低,这些植物在生理上看起来不会正常。只要到田间随便看看便能发现这些异常。例如,植物生长素帮助植物正常生长发育(类似于其他物种中的荷尔蒙,这就是它被称作植物荷尔蒙的原因所在)。它帮助植物对光作出反应(这是植物向阳生长的原因所在)以及帮助植物对重力作出反应(这是根向地下生长的原因所在),并帮助单个细胞生长繁殖。如果耐草甘膦玉米中的生长素水平较低,当放眼田野,会发现玉米长不直,可能长得很矮小,可能长出多个茎秆(而不是一个)。

3,食用喷洒农达的植物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影响?

Rashmi S.Nair(孟山都):喷洒草甘膦(“农达”中的活性成分)不死的转基因植物为何与非转基因植物一样安全。其实有几个原因。

首先,传统植物天生含有一种蛋白质/酶EPSPS,它能产生植物生长所必需的芳香族氨基酸,而草甘膦的作用是阻断这种酶。这正是基于草甘膦的除草剂杀死大多数非转基因植物的原理。抗草甘膦转基因植物含有一种来源于名为农杆菌株CP4的细菌中产生的一种类似EPSPS的基因,该EPSPS对草甘膦耐受。换言之,引入这种EPSPS变体的植物能够继续产生正常所必需的氨基酸并存活下来。正是由于在该细菌中发现了EPSPS变体,让科学家们能将这种EPSPS变体引入传统作物以使其对草甘膦耐受。
其次,在确定以CP4EPSPS酶修饰的转基因植物能够抵抗草甘膦喷剂后,便在美国各地多个区域种植这些植物,并用草甘膦治理。对这些植物生产的所有可食用的部分进行广泛分析后显示,转基因植物的组成成分与同一地点种植的传统植物相当。
最后,对各植物的除草剂用量和除草剂喷洒时间做出了限制。这些限制由美国环保署及全球其他机构设定,并以确定该除草剂在植物材料本身中的分解情况以及在土壤中的降解速率的科学数据为依据。此外,在这些技术的发展初期,此类植物的开发者被要求在植物发育的各个阶段和生长季末对这种情况下植物上的草甘膦残留量进行实际测量。正是基于这些数据,才最终确定了生长季初可以喷洒的草甘膦量。
因此,创新技术的使用能使科学家们安全引入某种基因(该基因反过来成为植物基因组的一部分)并生产出与传统作物一样安全的食物。该技术允许一套有效的杂草治理系统来提高产量。此外,请注意,杂草是导致农业广泛减产最持久的有害物。另外,还要指出,农民们50多年来一直将各种除草剂用于美国农业以治理杂草,而过去十八年来耐除草剂作物的使用已让农民们提高了产量,并通过使用少耕作业避免了广泛的水土流失。

4,草甘膦残留跟我们的环境和身体健康损害包括自闭症患病率增加是否存在关联,业界对此如何反应?

AndrewKniss(怀俄明州大学):根本没有理由相信草甘膦使用的增加与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患病率的增加存在任何关联。当然,由于抗草甘膦作物的广泛使用,草甘膦的使用增加了。而且同一时期ASD的患病率似乎也在增加。但仅仅因为两件事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或就此而言存在任何其他关系)。例如,1997年至2007年,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了28%;但也没理由相信草甘膦使用的增加造成了这一变化。没有可靠的假设来解释草甘膦暴露如何可能会引起ASD。经常为自闭症撰文的研究科学家Emily Willingham指出,综合各种证据表明“诊断的替代性以及认知度和认可度的加强是(ASD患病率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她还表示,“几乎没有公开的证据”支持农药暴露与ASD诊断有关这一观点。

5,是否有证据证明草甘膦的安全性,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知道转基因是安全可食用的?

Steve Savage(顾问,Savage&Associates):首先,从未有任何生物体经改造产生“农达”(草甘膦)。几种作物经过对其现有的一种酶(EPSPS)进行了最小化的改造,使其对除草剂耐受,但作物不会生成该除草剂。其次,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做决定时不会依据“坊间证据”,无论多么容易获得。他们恪守严谨的科学。

各监管机构之间达成的共识很明显:草甘膦没有真正的健康或环境问题。我很遗憾有这么多人认为像美国环保署(EPA)这样的机构会以某种方式被“收买”。我只能说,如果你身处此类机构监管的某个行业,你肯定不会这么觉得。我还认识在环保署委员会任职的独立学术毒理学家,所以我对整个过程的客观性有所了解。我也很尊重我曾有机会见到的环保署的人,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受到来自或左或右的政治派别的批评。我真的很高兴环保署44年来一直在完善其风险评估能力和监管流程。我希望更多的人对此充满信心。

6,有研究将草甘膦和乳腺癌联系起来,由于其螯合性质和其他特性,如何能表明这些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且和他们的非转基因对照食品营养价值相同?

Marian Bleeke(孟山都):第一个问题涉及到乳腺癌,我建议查看我的同事John Swarthout就类似问题给出的回答:
http://gmoanswers.com/ask/how-can-you-say-they-are-safe-when-recent-studies-not-conducted-monsanto-show-direct-link-breast。

对于另一个问题,确实,草甘膦是一种螯合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使营养物质“不可从土壤中获取”。我来解释一下原因。首先,螯合是土壤中的一个天然而重要的过程。金属大多以固体形式存在于土壤之中,需要溶解才能被植物吸收。螯合增加了金属离子的溶解度,降低了它们的毒性,并使它们可被植物吸收。有机酸和氨基酸,比如土壤中自然产生的螯合剂柠檬酸和甘氨酸对微量营养素的摄取发挥着重要作用。植物也会渗出很强的螯合剂与微量营养素相结合,使其可以被更新。这一切有利于金属与螯合剂在土壤中形成复杂的混合物,而草甘膦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的组分。

金属与螯合剂的结合程度取决于其相互作用及其浓度的相对强度,会随着混合物的变化进行调整。换言之,结合确实会发生但不是永久性的,每个分子一次只能与特定数量的离子结合。例如,一个草甘膦分子一次最多只能与一个锰离子结合。所以,草甘膦和金属离子的数量是这个反应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草甘膦主要停留在土壤上层6-12英寸的地方,该区域的最大浓度为百万分之(ppm)几,随着时间的流逝浓度不断降低,通常半衰期大约为一个月。相比之下,土壤中微量元素金属离子的浓度要高得多。铁和铝等金属的浓度在7,000-300,000ppm之间或更高;其他金属如锰(20-3,000ppm)和锌(10–300ppm)以较低的浓度存在,但仍然明显高于草甘膦。由于金属离子的浓度比草甘膦高得多,而且大部分存在于不溶性土壤颗粒中,因此草甘膦与土壤紧密结合,很少被植物吸收或移动穿过土壤。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低含量的草甘膦对作物摄取金属离子微量元素产生了影响。迄今为止对转基因作物与其非转基因对照物进行的所有对比研究均显示微量营养素水平没有生物性相关差异。由多位公共部门科学家发表的一篇优秀的评审出版物可在这里找到:http://pubs.acs.org/doi/pdf/10.1021/jf302436u作者的结论是,现有的大多数文献表明,抗草甘膦作物中的矿物质营养既不受抗草甘膦性状的影响也不受草甘膦施用的影响,抗草甘膦作物的产量数据不支持抗草甘膦作物会特定发生实质性矿物质营养和疾病问题这种猜测。

我知道关于转基因作物缺乏营养的指控很容易在网上找到。不过,这些指控并没有可靠的数据集来支持。

有很多与草甘膦有关的环境研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对土壤微生物结构造成危害。请记住,微生物无处不在,每种类型都能响应环境的变化。例如,当所处之处土壤肥沃、灌溉充足、日平均温度较高时与所处之处土壤粘度大、缺乏灌溉、平均温度较低时,它们无疑会有所不同。所以,当听到微生物变化时应仔细甄别。此外,如果植物变弱,那么高产量也将无以为继。而且我们还有数据。对所有的植物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萌发特性、从出苗到成熟的整个作物生长发育过程(包括营养生长和生殖阶段)、作物产量,以及作物对非生物胁迫、疾病和节肢动物的反应。

最后,美国农业部的Duke博士发表过一篇有关这些草甘膦话题的综合论文,原文参见J.Agric.FoodChem.2012,60,10375-10397。

7,如何相信喷洒了草甘膦之后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Dan Goldstein(孟山都):这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的是,有人不信任来自接收私人资助的机构或美国医学协会(AMA)以及(我猜可能是)国家科学院之类的组织的行业科学家、政府科学家、学术科学家的信息。我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恰恰讨论了此预期的可能相关的腐败。

首先我要整理并澄清一些东西。作物并未被“浸泡”在任何东西里。这个词意味着随意且可能过多地使用了材料,情况并非如此。很多人只表达了对转基因作物中农药使用的关注,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作物进行相同的监管评估。农药施用量和施用时间均受监管,各种食品和饲料作物中的最大允许残留水平也受监管。关于美国使用的草甘膦,即使按最坏情况估计(假设作物含最大允许水平,严重高估暴露),摄入量也远低于监管关注水平。

近来确定或修改的草甘膦耐受量受到了媒体的极大关注。但应该注意到——与该话题大多数的网络报道相反——1)请愿书并不是孟山都公司提交的,2)该请愿书用于各种小作物和饲料,3)涉及的作物无一种是转基因作物,4)因这些作物并无草甘膦抗性,所以并非将草甘膦直接施用到这些作物进行杂草控制。
农药登记数据(药物、食品添加剂及所有其他您使用的从化妆品到汽车之类的产品均如此)是由制造商或代表制造商生成的。但数据生成要求是由联邦政府制定的。特别是对于草甘膦,现在有六组来自各种登记者的彼此独立的草甘膦毒理学数据,所有数据均一致,没有一组数据表明存在癌症风险和其他长期健康影响。受命进行的最新研究(免疫毒理学和发育神经毒理学)及内分泌测试也未发现问题。

有人似乎高度怀疑这些数据,我尊重大家怀疑审查的所有数据的权利。例如,Mercola引文将人们带到在Mercola的网站上发表的若干文章之一。和Stephanie Seneff一样,Mercola声言无数,但却没有提供数据。

Mercola博士主要在Quackwatch网站上活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屡次警告并责令其停止为通过其各种网站和组织销售的产品发表非法言论。鉴于版面有限,在此我不打算评审Mercola的所有言论(我猜想“转基因生物回答”会评审所有),但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Séralini为期两年的大鼠研究。结果―Séralini和同事证明了不限量饲喂的SD大鼠的正常肿瘤发病率。不难推测为何论文中有无科学价值的患肿瘤的测试大鼠的照片,为何没有患肿瘤的对照大鼠的比较照片。未表明暴露和对照动物之间有差异。该研究受到了广泛反驳。最权威的论文来自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这一情况在孟山都公司网站上受到了广泛评审,网站上有不接受该研究的独立机构和科学组织的多个链接。

若时间和版面允许,我们将评审其余断言,我想大家将发现它们同样是未经证实的。

8,微量的喝农达是安全的吗?农达的安全水平与毒性水平的界限在哪里?

David Saltmiras(孟山都):我们大多数人都曾从家居杂货店拿一瓶“农达”并用它来喷杀我们私人车道和菜园中的杂草。“农达”牌除草剂在家用和农用方面有着很长的安全使用历史。与大多数化学产品一样,操作和使用这些产品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必须严格遵守使用说明。几乎所有的非食品类产品,包括除草剂,直接从容器中拿来给人食用都是不安全的,因为大多数化学产品所包含的各种成分其含量都远远高于人类的每日容许食用量。

例如,不建议直接喝容器中的洗洁精或洗发水,因为这些化学产品包含不应有意食用的表面活性剂,不过,每日从杯盘餐具上或在沐浴过程中食入含量较低的洗洁精和洗发水残留不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理所当然的,我们并不关心微量洗涤剂的使用或食入。

除草剂也一样。“农达”牌产品也包含洗洁精和洗发水中发现的那些类似的表面活性剂,像这些消费品一样,不应有意食用。不过,这些表面活性剂以及我们从所吃的食物中摄入的“农达”牌产品(草甘膦)中含有的具有杂草杀伤力的活性成分含量极低,远远低于规定的人类每日容许食用量。

在美国每种除草剂用于食用作物都要通过环境保护署(EPA)的审议和评估,其标准是能合理确定这种使用不会对人类健康或环境造成危害。为了对“农达”产品进行安全检测,EPA审议使用草甘膦会给每日摄入带来的残留量,然后把这个量加入通过所有其他可能的暴露途径,包括其他食品、饮用水、游泳时误饮水等食入的草甘膦残留量中,然后将这个草甘膦残留食入总量与草甘膦每日容许摄入总量(ADI)对比,草甘膦的ADI是根据毒性研究结果来确定的,毒性研究着重考察各种毒性反应,如即时或急性毒性、对生殖过程的影响、导致癌症和其他长期的影响等。为了安全起见,EPA规定每日容许摄入量(ADI)至少比开展的任何一项研究中显示任何一种毒性所对应的任何剂量水平低100倍。一旦达到ADI,便不再增加使用某种农药,如“农达”牌产品。如果某种农药的使用范围扩大,必须考虑额外的摄入量。

草甘膦和许多其他除草剂的活性成分的ADI已由美国环保署确定,世界其他地方的监管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也自主对其做了规定。无论是以食品还是饮料形式吸收,这些ADI水平均是根据动物模型、作物残留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这些活性成分的典型饮食做出的保守计算。农药残留的每日食入量低于ADI即被认为是安全的。

EPA近期对草甘膦通过食物(农产品)和水暴露进行了风险评估,他们认为草甘膦的暴露不超过ADI的13%。该风险评估采取了保守方法,假设饮食中所有的水果、熟菜和谷物都喷洒过草甘膦而且都有最大允许残留量,这对食物中的草甘膦残留量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假设。

我知道,对于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技术性的回答,但是强调了所必需的审查环节,以确保我们的家人都有安全的食物可以食用。

9,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草甘膦的安全性?

Donna Farmer(孟山都):“农达”牌农药中的活性成分草甘膦未被任何国家禁止,在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登记注册。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等监管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等科研机构已对依照国际准则和良好实验室操作规范开展的无数研究进行审查,并得出结论认为草甘膦不会引起癌症或先天缺陷。

一些发表的文章声称草甘膦会引起癌症和/或先天缺陷,但监管者和独立科学家已对这些研究进行审查并得出结论认为此类说法不成立,因为这些研究是在与现实世界暴露无关的人工条件下进行的,或者其设计目的并非是为了正确地评估健康结果。

10,农达中的表面活性剂成分增加毒性水平吗?有研究对农达中使用的表面活性剂和农药助剂提供安全性数据吗?

Donna Farmer(孟山都)Jim Gaffney(杜邦先锋):对于像草甘膦这种对治理有害植物最为有效的除草剂,它们需要与表面活性剂一起使用。表面活性剂是肥皂物质,有助于降低水的表面张力,以使滴落的喷洒液散布在叶子表面并帮助渗透植物的蜡质层(表皮层)。除草皂常常被用于有机园艺以帮助渗透植物的蜡质层,并导致植物脱水而死。

与草甘膦一起使用的表面活性剂类似于我们每天洗手、洗头、洗碗时接触的个人护理和家用清洁产品中使用的表面活性剂。这些产品中的表面活性剂所发挥的功能同于其与像草甘膦这样的除草剂混合使用时所发挥的功能。例如,洗发水中发现的表面活性剂降低了水的表面张力,帮助水在我们的头发上蔓延和移动,并去除我们头发上含污垢的油脂层。

草甘膦被按急性口服毒性归入《美国环境保护署毒性类别III》。与草甘膦一起使用的表面活性剂按急性口服毒性也被归入《毒性类别III》,在个人及家用清洁产品中使用的许多表面活性剂也是如此。“农达”牌产品中与草甘膦混合的表面活性剂并未提高这一急性毒性水平。例如,“农达”牌产品(主要含草甘膦、表面活性剂和水)按急性口服毒性归入《毒性类别IV》。从III类变为IV类的原因是由于配方产品被水稀释了。
网上有这种说法:当草甘膦与表面活性剂混合时,配制的“农达”牌产品毒性更大。这些说法涉及培养皿实验结果。用草甘膦和“农达”牌产品浇淋培养皿中未受保护的细胞。这些研究中使用的这种高浓度的直接暴露故意绕过常态过程,并为暴露设限。虽然草甘膦对细胞功能的影响非常小,但由于表面活性剂组分,“农达”配剂确实改变了细胞功能。这并不奇怪,其实培养皿中的“农达”牌产品中的表面活性剂不过是做了任何表面活性剂都会做的事:它们破坏了未受保护细胞的生物膜。事实上,细胞生物学中经常使用表面活性剂来破坏细胞膜从而分离膜蛋白。用个人及家庭护理产品中的表面活性剂以及咖啡因和柠檬酸(分别是咖啡和橙汁中的正常组分)做培养皿实验,结果显示,它们也可以破坏细胞功能。

目前使用的农药已经过彻底的环境和人类安全评估。环境保护署监管农药的销售和使用,并要求任何产品上市前进行大量的研究和长期的测试以证明其安全性。目前市场上的许多产品对靶标害虫有特定的作用模式。例如,由杜邦公司销售且依旧受欢迎的一类植保化学品为磺酰脲类除草剂。这些除草剂以极低的量使用(通常少于每英亩十分之一磅),只在植物中发现扰乱酶路径,因此对其他生物(如人类、鸟、昆虫等)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所有产品,执行严格的操作要求以限制潜在的农业工人暴露,同时限制产品对环境及其他非靶标生物的潜在暴露。

至于在这些植保产品中使用的表面活性剂和助剂成分,政府监管部门保持严密的控制和监管。任何产品中使用的助剂成分都要经过类似程度的审查,这一点与任何产品中的活性成分相同。任何助剂成分批准使用之前需要进行大量的毒性和非靶标生物研究。

草甘膦、与草甘膦一起使用的表面活性剂以及“农达”牌产品,当依照标签说明使用时,全都有悠久的安全使用史,不会给人类健康带来任何不合常理的风险。

11,既然有机农业如此成功为何要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

Donna Farmer(孟山都):作为一名专注于农药安全的毒理学家,我可以告诉大家,草甘膦除草剂受专门为农药产品编制的最广泛的全球性人类健康、安全和环境数据库之一所支持。这种除草剂已由美国环境保护署和世界各地的其它监管机构彻底审查并登记。

监管机构和独立专家同意,草甘膦不会给成年动物造成不良的生殖影响,也不会导致这些暴露于草甘膦的成年动物的后代出现先天缺陷,即使剂量远高于相关环境或职业暴露。作为一位母亲,我总是用一种“确保我的孩子和你们的孩子不会因正确使用我们的产品而受到伤害”的目光审查研究。

“地球开放式资源”(Earth Open Source)文档的作者带有偏见地挑选一些研究来描述草甘膦的毒性。千万不能忽视证明草甘膦安全的其他数据,包括草甘膦不是生殖毒素或致畸原(先天缺陷原因)的事实,例如:
http://informahealthcare.com/doi/abs/10.3109/10408444.2012.749834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937404.2012.632361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6/9241665203_eng.pdfhttp://www.epa.gov/oppsrrd1/REDs/old_reds/glyphosate.pdfhttp://www.apvma.gov.au/news_media/chemicals/glyphosate.php

以下是关于草甘膦的其他一些细节,大家可以参考:当依照标签说明使用时,“农达”牌产品有安全使用的悠久历史。这些产品的安全使用得到了大量研究以及数百万农民和家庭园丁亲身体验的广泛支持,他们已使用这些产品数十年。

草甘膦抑制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一种酶;人类或其他动物体内未发现这种酶,因此依照标签说明来使用草甘膦对人体健康带来的风险很低。

生物技术作物遵照国际准则经过严格的安全评估,并未出现危害人类或动物健康的可核实案例。

“农达”除草剂是许多农场杂草治理方案的基石,带来可持续的保护性耕作环境和经济效益并提供有效的杂草治理。关于有机农业的评论和问题:有机种植农民依然使用农药来治理杂草和防止昆虫/疾病损毁其作物。所以认为有机农业不将农药纳入使用范围的观点是不实的。参见:
http://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science-sushi/2011/07/18/mythbusting-101-organic-farming-conventional-agriculture/

“国家有机计划”(NOP)是安置在美国农业部农业市场服务局的一项监管计划。NOP负责制定有机生产农业产品的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向消费者保证带有美国农业部有机印章的产品符合一致、统一的标准。他们的监管不解决食品安全或营养问题。因此,“有机”是一个标签词,表明食品或其他农产品是通过批准的方法生产的。

NOP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管理“国家允许和禁止物质名单”。该名单确认了可以和不可以在有机作物和牲畜生产中使用的物质(包括农药)。以下是NOP主页和“国家允许和禁止物质名单”的链接:
http://www.ams.usda.gov/AMSv1.0/ams.fetchTemplateData.do?template=TemplateA&navID=NOPHomeLinkNOPAboutUs&rightNav1=NOPHomeLinkNOPAboutUs&topNav=&leftNav=NationalOrganicProgram&page=NOPNationalOrganicProgramHome&resultType=&acct=nohttp://www.ecfr.gov/cgi-bin/text-idx?c=ecfr&SID=9874504b6f1025eb0e6b67cadf9d3b40&rgn=div6&view=text&node=7:3.1.1.9.32.7&idno=7

12,最近发表在《熵》(Entropy)上的一篇文章指责草甘膦扰乱我们的生化路径,可能是导致过去五年美国人大多数原发性疾病上升的罪魁祸首,你对此作何回应?

Dan Goldstein(孟山都):这篇文章声称草甘膦与许多疾病(包括自闭症、老年痴呆症、肥胖症、厌食症、肝病、生殖和发育障碍、癌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Stephanie Seneff博士是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一名计算科学家,她不是植物学家、分子生物学家或人类疾病专家。她利用MIT的关系和博士头衔制造无证可循、诉诸权威的论点。她的证据主要是关联性。

她解释说其影响由“外源性符号熵”(Exogenous Semiotic Entropy)所导致,如果google查询该短语,就会在以收费发表任何东西而著称的低/无影响力物理学杂志熵(Entropy)中找到其论文。论文声称通过同行评审,但没有任何生物学家或医学研究人员审查过这项工作。短语“外源性符号熵”听起来很奇特,但她是第一个使用该短语的人。

事实上,这篇文章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数据。相反,它提出了多种假设,无一经过检验,但是为了让案例真实,每一个假设都必须真实。这篇文章只是试图让草甘膦与常见健康疾病产生关联。这些疾病关联均不受现有的毒理学测试、实验支持,也不受草甘膦暴露与人群患病关联性观测的支持。论文的支持者想指出这篇文章发表在同行评审科学期刊上,但它发表在一个物理学期刊上,该期刊的编辑部无人能胜任生物学、代谢或医学领域。

这篇论文很有趣,因为它将如此多的假设指控串联起来,即使不是对这些指控牵涉的每个科学领域都熟悉的科学家,也会觉得困惑,因此,运用很多假设只是引诱人们只读结论。对于因果关系不明、由体外试验数据延展至体内试验结论、不考虑剂量等实验条件、以不受多年研究支持的非寻常假设为前提的关联性设想,始终要持怀疑态度。

Stephanie Seneff本人也明确表示,他们没有新的数据,论文提出了假设,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些假设正确。

Kevin Folta博士在类似的回答中提供了关于本出版物科学质量的更多信息:
http://gmoanswers.com/ask/maybe-gmos-arent-problem-they-are-only-enabler-case-roundup-ready-enabling-food-be-doused-it

13,草甘膦施用后会在“抗农达”玉米中停留多久?

Donna Farmer(孟山都):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和科学评估以了解草甘膦施用于玉米等“抗农达”作物后发生了什么,以确保我们的家人都有安全的食物可食用。

草甘膦大部分施用于玉米粒开始发育之前;因此,极少草甘膦存在于玉米种粒,所以玉米种粒中的残留量很低。典型的“抗农达”玉米谷物残留量远远低于百万分之一(ppm)。如此低的含量水平不会引起任何健康问题。“抗农达”玉米研究显示,由于表面残留被冲掉、植物生长的稀释作用以及分布于整株植物和根部,叶面喷施后玉米植物中的草甘膦含量会很快下降。

在草甘膦可以施用于“抗农达”玉米之前,必须获得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批准。除草剂在美国上市和使用之前,EPA必须对其进行彻底评估,以确保它们符合保护人类健康与环境的联邦安全标准。

草甘膦和“农达”牌产品等除草剂的登记流程是一套科学合法的行政程序,EPA会检查产品中的所有成分;将对何种作物使用;以及使用的数量、频率和时间。

允许对食用作物使用某种除草剂之前,EPA会设置一个容许量或最高残留限量。该容许量是指法律允许留存于每个经处理的食品商品内部或表面除草剂残留量。在设定该容许量时,EPA必须做出一项判定:该除草剂的使用能够“合理确定无危害”。在做出这一判定时,EPA会考虑该除草剂及其分解产物的毒性、施用多少除草剂以及多久施用一次、多少除草剂(即残留)留在食物内部或表面。

EPA要求申请除草剂及其他类型农药登记的各公司开展很多不同种类的研究。EPA在评价时使用这些研究结果来确保产品符合联邦安全标准。

为了确定登记使用可能导致的食用作物内部或表面的最高残留水平而开展的这类研究称为作物田间试验残留研究。这些研究在作物种植地区代表不同种植条件的多个地点(对于玉米,要求20个地点)开展,反映了农药登记和标签界定的最大使用量、最多施用次数以及施用后至少要过多长时间作物才能收获。

食品商品收获后立即获取残留样本。我们平常食用的食品上的残留预计低于作物田间试验残留研究中测量到的值,因为使用操作发生了变化(要么根本不使用农药,要么以不可能产生最大残留的方式使用),收获与食用间隔期残留降解,以及烹饪和加工操作分解了残留。

如前所述,在设定容许量时,EPA必须做出一项判定:除草剂的使用能够“合理确定无危害”。为了对以草甘膦为主要原料的产品做出这项安全判定,EPA要考虑使用该产品会导致每日摄入多少草甘膦残留量,然后将这一残留量添加到通过所有其他可能的暴露途径(包括其他食物上、饮用水中等)摄入的草甘膦残留量中。然后将这一草甘膦残留摄入总量与设定的草甘膦每日容许摄入总量(ADI)对比,ADI是根据调查各种毒性反应(如即时或急性毒性)、生殖过程影响、致癌及其他长期影响等的毒性研究来确定的。为安全起见,EPA设置的ADI至少比开展的任何一项研究中任何一种毒性显现所需的任何剂量水平低100倍。一旦达到ADI,则不得添加使用更多的产品。草甘膦和许多其他除草剂活性成分的ADI已由美国环保署设定,世界其他地方的监管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也自主对其做了规定。无论是以食品还是饮料形式吸收,这些ADI水平是根据动物模型、作物残留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这些活性成分的典型饮食做出的保守计算。农药残留的每日食入量低于ADI即被认为是安全的。

EPA于2013年5月对通过食物(农产品)和水导致的草甘膦暴露开展了一项风险评估,得出结论是:草甘膦暴露不超过每日容许摄入量(ADI)的13%。因此,即使采取保守测量法,即:饮食中的所有水果、蔬菜和谷物都使用过草甘膦且食用时这些食用作物上留有最大容许残留量,草甘膦的使用明显也在视为安全的范围内。

14,Huber博士声称草甘膦被作为矿物鳌合剂以及抗生素申请专利,这两者都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Dan Goldstein(孟山都):拥有专利化工技术的公司通常会尽可能取得该化学制品所有合理潜在用途的专利权,目的是获得最大的研究投资回报。

按照建议使用草甘膦时,其使用浓度不够高,因此其无法作为抗菌剂发挥作用。

草甘膦不在临床医学中使用(亦无相关物在医学中使用),因此,在农业中使用草甘膦与人类医学中使用的抗生素的耐药性无任何关系。

拥有专利化工技术的公司通常会尽可能取得该化学制品所有合理潜在用途的专利权,目的是获得最大的研究投资回报。此类用途不能是推测出来的——我们不能将草甘膦作为喷气燃料或指甲油清洗剂申请专利,因为其明显没有这些功能——但草甘膦确实可抑制很多细菌和寄生虫中的酶学途径,因此可合理地认为草甘膦作为抗菌剂可能有效(技术上而言,抗生素是自然出现的,而抗菌剂涵盖范围更广泛的化合物,但大多数人如今对两个术语的使用是可互换的)。

在试管中有抗菌活性的化合物和临床上有效的抗菌剂之间有很大差距。酒精会杀死微生物,但为治疗耳痛而喝一杯啤酒并不起作用——当体内的酒精浓度高到可以杀死细菌时,早就将患者杀死了。在试管中,足够高浓度的草甘膦可以杀死微生物,但要在临床上有效,人们需要能够:
1)通过合理的口服(或静脉注射)剂量在人体中达到可靠的有效浓度。这对草甘膦而言很难实现,尤其是通过口服。
2)拥有可行的给药频率,意思是可每8-12小时(或更短时间)口服(或注射)一次抗生素,使体内浓度不降到有效水平之下。我们曾经每六个小时(或更短时间)注射一次大量抗生素,但符合性很差。草甘膦在人体中的存留时间较短(吸收剂量的一半约在两小时内排泄出)。
3)通过在人体中仍然起作用的机制影响微生物。草甘膦阻碍细菌中某些氨基酸的合成,若细菌无法从环境获得这些营养物,其将死亡,或至少停止繁殖...但血液和组织不是水——其中有微生物存活所需的营养物。
4)避免对患者的毒性。此处,草甘膦实际上是一个赢家——其拥有极低的哺乳动物毒性,不经过新陈代谢,可通过尿液迅速排出。

底线是,迄今,没有人证明草甘膦是治疗人类或动物感染的有效抗菌剂。

人类抗生素的过度使用和医院环境中的集约使用是一个主要问题,但农业中抗生素的使用有时可导致选择出具有抗生素抗性的生物体,这些生物体随后可导致人类感染抗药性形式的问题。这一点只有在某化学制品(或拥有交叉抗性的相关物)既在临床医学又在农业中使用时才事关紧要。因为草甘膦不在临床医学中使用(亦无相关物在医学中使用),所以,在农业中使用草甘膦与人类医学中使用的抗生素的耐药性无任何关系。

15,是否有科学证据表明草甘膦对胎儿构成潜在威胁?

Dan Goldstein(孟山都):通常,关注生殖和发育安全的科学家着眼于两个不同的信息来源:动物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在动物数据方面,草甘膦比较独特,有多个独立的公司开展啮齿动物和兔子的生殖和发育毒理学研究。这些研究显示没有重复性的生殖或发育影响。在2012年,一群毒理学家对所有的动物和流行病学数据进行了详细审查,并总结:“对此数据库进行评价后并未发现草甘膦暴露对生殖健康或发育后代产生一贯的影响。此外,也无法阐释此类影响的合理作用机制。”可在线浏览该分析(Williamsetal.,2012: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0937404.2012.632361).

那么,还有哪些其他研究,它们是否确实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生殖或发育影响?

最常被引用的研究当属Paganelli等人(Carrasco)。这些作者使用两种模型调查了草甘膦-表面活性剂除草剂的影响:对青蛙胚胎的影响和注射到鸡蛋后的影响。这些模型并非常规,对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影响的预测价值不明确。不过,基于这项研究的研究结果,作者假设视黄酸(维生素A)代谢变化介导产生影响,并推测这些研究结果适用于人类且实际上适用于整个动物界。这是一个不错的理论,但问题是目前有很多由不同小组开展的哺乳动物研究,Paganelli等人所预测的影响根本就没有发生在哺乳动物身上。

迄今为止的流行病学文献(参见Williams等人,2012: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0937404.2012.632361)包含六项研究,它们研究各种结果,包括流产、早产、自然流产、胎儿死亡、神经管缺陷和一般先天性缺陷。四项研究显示无影响。一项研究(Bell,2001)包含多种农药的暴露,不止草甘膦一种,且该作者无法以相同的条件在更大的研究中重复这项研究的结果。

另一项宣称有影响的研究(Garry等人)所证明的整体先天缺陷发生率远高于该作者先前研究得出的结论。该研究要求参与者回忆其暴露于化学物质的情况,但没有验证他们的回忆是否属实,这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过程。它导致被研究的所有类别的化学暴露所带来的先天缺陷风险升高。在研究生殖健康的五项研究中(seeWilliams,2012),四项显示不存在有统计学意义的不良影响(一项研究显示有统计学意义地提高男性生育能力),其中一项研究涉及含草甘膦和其他化学物质在内的整体除草剂暴露,所以不可能得出与草甘膦本身有关的结论。简言之,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或重复性的流行病学证据可以证明与草甘膦有关的发育影响。

来源:GMO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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