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激进分子向转基因作物及科学家发难

2015-09-16 | 作者: 王虹 | 标签: 激进分子

来源:美国《科学》杂志 2011.2.25
翻译:王虹(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四年级学生)

据北京电 在主持人请观众提问后不久,现场情况陡转直下。这是去年11月张启发教授在中国农业大学就“水稻功能基因组及作物遗传改良”为题做完演讲还没下讲台时的情景。张启发教授是中国培育、试验转基因水稻品种的先驱,他带领的位于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的水稻基因组及生物技术实验室团队有研究人员和学生几十人。他取得的成就使他在中国成为科学界的明星,而对于反对转基因的激进分子,他则成了“头号公敌”。

第一个问题张启发回避了。一个穿橙色夹克的年轻人猛地起身,照着一张纸上的内容,他向张启发接二连三地发难,质疑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并怀疑科学家将转基因种子非法发放给农民。张启发及主持人拒绝回答,但承诺会举行公开讨论会讨论这些问题。接着一位妇女突然说道,“张启发是卖国贼!”并谴责他拿中国13亿人当试验小白鼠。之后,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走近讲台,从前排拿起一个瓷茶杯,向张启发猛砸过去,但没有打中。

“当时情况危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驻中国科学家严建兵说道。几个参加报告会的教授护送张启发教授走出了演讲房间,严建兵则报了警。当警察赶到时,煽动闹事者已经离开了。

自从2009年11月中国政府授予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及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安全证书后,张启发和其他科研人员遭受到了日益猛烈的攻击。对转基因的强烈抵制一定程度来自于“绿的和平”组织及担心转基因作物可能对生态及人类健康带来长期隐患的科学家。但有一个组织正加大火力,使像张启发这样的科学家躲闪不及:那就是“乌有之乡”,一个结构松散的团体,英文名为Utopia(乌托邦,指理想中的美好社会)。

过去的一年中,乌有之乡的激进分子及其支持者已经扰乱了好几场学术会议;严建兵及其他人怀疑他们也是“中国农大事件”的幕后主使。事情愈演愈烈,自封为中国“新左派”旗手,持民族主义观念的乌有之乡,正在一封公开信上征集签名,斥责转基因作物。信中宣称,中国正在被孟山都之类的农业公司利用,并要求撤回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该组织打算将该信呈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该会每年3月5日召开,是政府最高层的会议主要是规划来年政府的工作。

没有人相信“乌有之乡”的请愿能影响中国政府,中国已把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作为首要任务。至今看来,乌有之乡的鼓动对公众观点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去年夏天在中国几个城市进行了民意测验,调查显示,61%的受访者支持转基因水稻,较前些年有略微下降。但乌有之乡的举动显然可以减缓转基因粮食的商品化进程。张启发团队以及其他一些独立实验室花了15年时间来检测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现在,他认为转基因水稻被批准商业化种植还要再过至少十年,假定安全证书过期后得到重新认证。

科学家和官员承认他们遭到了乌有之乡的猛烈突袭。“政府没想到公众会如此抵制转基因”,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说。据《科学》杂志粗略统计,过去的几个月中,至少有10000条对转基因水稻的评论登上了一些中国当红博客网站,一些评论是客观的,而很多则没有任何依据。

中国的科学与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权力密切相关,一个属于“科学文化人”(Scientific Culturati)(中国学者中一个公然反科学的群体)的一位学者如是说。他争辩道,通过抵制转基因作物,乌有之乡及其同盟者自视为坚决对抗腐败及特殊利益的人。

是否过分谨慎?

9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转基因作物种植,那时,中国允许了四种转基因植物的商业化种植:棉花、矮牵牛、番茄和柿子椒。自那时起,政府行动谨慎起来,之后只有两种转基因植物获准:杨树和木瓜。六种中只有一种在大规模种植,即抗虫棉。

2008年,政府启动了35亿美元的转基因重大项目,刺激商业化应用,转基因作物一度前景光明。最高领导人对其表示公开支持。2008年,温家宝总理对《科学》杂志说,鉴于当年突然加剧的粮食短缺,“我坚决倡导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科学》,2008年10月17日,第362页)

倡导者说,种种趋势使转基因作物难以抗拒。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尽管杀虫剂和化肥用量激增,水稻产量却停滞不前。大量施用杀虫剂很难抑制稻田害虫,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吴孔明说。“情况越来越严重”,他说。与此同时,干旱与土地开发正侵蚀着小麦和其他作物的产量。

为开创中国崭新的转基因世界,转基因水稻整装待发。通过安全审查的两个品种可表达一种来自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的蛋白,该蛋白对一些昆虫有毒。伊朗和美国已批准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但中国监管机构对于全国首要谷物的一点小改进显得极其谨慎。“中国对转基因水稻的审查比其他任何国家对任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审查都要严”,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前所长黄大昉说。

自1997年张启发揭开他团队研发的Bt水稻的面纱以来,农业部的转基因安全委员会检测了各方面的数据,从环境中的基因漂移到Bt水稻对非靶生物的影响。至今,该调查组“在转基因水稻与传统水稻之间未发现明显差别”,委员会成员吴孔明说。他和其他科学家承认,没有一项技术是万无一失的,转基因作物的长期影响仍然可以讨论研究。“没有什么东西完全是好的或彻底是坏的”,吴孔明说。但获得许可的两个Bt水稻品种“和非转基因水稻一样安全”,他说。

上海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卢宝荣换了一种说法。“种植传统水稻需要大量化学杀虫剂,那就是安全的吗?”他问道,之后引用了一个中国谚语:“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批评者拒绝接受这种思想。政府对Bt水稻的安全认可来的“太快了”,刘兵说。刘兵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科技政策专家,他带头请愿(独立于乌有之乡),企图撤销安全证书。与乌有之乡不同,刘兵言语慎重。“转基因研究是必要的”,他说。但如果转基因水稻大量种植,以后发现是有害的,他说,“那就太晚了,没有人可以避开这种风险。”生态风险也不应被低估,中科院生态学者魏伟说。魏伟提到中国Bt棉的一个未曾预见到的影响:作为靶害虫,棉铃虫的威胁消退了,但盲蝽和其他次级害虫又成为主要害虫。有些观点则站不住脚,“绿色和平”组织宣称中国一些转基因水稻品系侵犯了国外专利,种植这些品种会使种子成本提高。“它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及独立自主构成潜在威胁”,绿色和平北京分部的方立峰说。

对此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中国科学家双方都说他们欢迎严肃的讨论,并尊重对方。而在此时,乌有之乡挑起了战火。

乌有之乡的世界观

自2003年成立时起,乌有之乡已吸引了许多高调拥护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政府退休官员。该团体从不隐藏其对转基因作物的轻蔑:其网站(www.wyzxsx.com)上满是这样的文章和评论,其作者认为他们的声音一直被中国官方媒体所忽略。尽管政府对科学抱有极大的信念,仍然有很多文章抱怨中国盲目采用新技术企图以此医治国家的痼疾。乌有之乡的公开信在要求撤回转基因水稻安全许可证的同时,还呼吁成立一个新的监督机构来替代农业部转基因安全办公室,信中说该机构无法代表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乌有之乡和其他团体批评安全检测有缺陷,尤其是Bt毒蛋白的小鼠灌胃实验。“人们要吃的东西这样(的实验)远远不够”,顾秀林说。顾秀林现是昆明云南财经大学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其文章发布在乌有之乡的网页上。因此,顾秀林说,张启发和其他转基因科研人员“欺骗了整个国家”。其他乌有之乡成员自视为毛泽东主义者,为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农村穷人及受压迫的城市居民辩护。他们经常从道德和民族主义层面表达对转基因作物的反对。很多虚夸的言辞“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严建兵批评道。

为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乌有之乡充满仇恨的激进曲解,中国政府已设法开拓转基因作物研发的范围。有消息称,今年农业部已为此划拨几十万美元,并打算在从2012年开始的五年计划中再分拨150万美元用于风险评估及公众参与。科学家解释说至今经费的支出效果不佳,需要更加积极的努力。

如果这样一场运动得到助力,张启发会得以解困。现在无论他到何处演讲都会受到攻击,而且几乎每天都收到责骂的电子邮件。他承认,如果他的Bt水稻没能推向市场,“会非常遗憾”。但他要看的更长远。“我的心里是宁静的”,张启发说。他的终极目标是创造出“绿色超级稻”:优质高产、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营养丰富并且口感优良的理想品种。即便是乌有之乡也定能看到张启发愿望的乌托邦本性的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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