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基因的源头

2015-05-28 | 作者: 林基兴 | 标签: 林基兴

转基因作物的争议不断,大致上是聚焦在杀虫剂抗药性、基因流动、知识产权这几个议题上。但是这些议题并非转基因特有的问题,而是各种农业过程都会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对于非转基因作物也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只是,由于生物技术作物受到超级关爱,相对的,非转基因作物就“轻易过关”了。
为什么会“厚此薄彼”?细究之下,可知反转基因的风潮有一个哲学源头,即“预警原则”。这理念虽好,却容易引起副作用:无知生恐慌。
预警原则是什么?
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大陆译为预防原则)意指:“当任一活动有对人类健康与环境产生伤害的风险时,即使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尚未完全建立,亦应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此一风险。”
这个原则始于1960年代德国的“Vorsorgeprinzip”(预防原则),逐渐为环保人士多加推广,例如1992年地球高峰会议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广泛应用预警原则,在有可能造成严重或不可逆的损害时,不得使用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以防止环境恶化。”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于1995年决议制定的生物安全议定书(Biosafety Protocol),是现有国际公约中,延伸涵盖预警观念最广的条款。
欧盟对于转基因风险评估,正是采取防患未然的预警原则,其预防是以“程序”为依据,和美国以最终“产品”为依据不同。因此,所有的转基因产品在欧洲皆须纳入规范,即使转入的基因来自相同物种,也不例外。
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转基因作物大国,很反对其他国家拿生物安全议定书当挡箭牌,因为根据此一预警原则,进口国可宣称转基因对环境或人类健康“可能有害”,即使缺乏科学根据,就可拒绝转基因产品进口。而这张挡箭牌,与世界贸易组织“限制贸易须有科学证据为依据”的精神,是相冲突的。美加两国强调,全球将于2020年达75亿人口,饥荒问题已迫在眉睫,而转基因作物有助于全人类粮食的需求。另外,美国农产品输出庞大(1999年已达500亿美元),此重大经济利益,也是美国反对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原因。
细究预警原则的利弊得失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预警原则的目的,是在引入科技之前,预测和回应可能的威胁;但也承认预警原则相当受争议,因为缺乏明确定义,诠释预警原则的意义时,会有混淆。例如,不少人就会这样主张:“即使缺乏有害的证据,但也不表示其为无害,必须证明无害后,才能将其引入。”又如,在海岸生态保护上,实施预警原则就会遇到很现实的难题:如何保障当地渔民的生计权益?如何权衡经济上的得失,以求可持续经营?保护或开发都不是零风险时,该怎么办?如何避免激进人士滥用此一原则?
人生本就充满风险,即使吃东西也会噎死,但古人早已知道不要“因噎废食”。40万年前,人类发现火时,可以想见赞成和反对两派,应该争论过用火的风险,若反对派赢了,今天文明就不是这样了。
其实,反对新科技或产品(的风险),同时就是拒绝其优点或福祉;滥用预警原则,就是“注意某些风险,而忽视其他风险”,这不就表示我们无法适应风险吗?
滥用预警原则者认为不实施新科技,就能撇除风险吗?害怕转基因者谢绝转基因,以为这样就无食品风险吗?事实上,反对转基因者由于不了解或误解基因科技、不明白转基因对人与环境的利益远大于伤害,结果不但妨碍了科技创新及其潜在的福祉,也延续了传统农作食物对人与环境的伤害。 英国物理学家暨皇家学会院士多伊奇(David Deutsch)认为预警原则是盲目的悲观主义,妨碍知识的发展。
宏观而言,对于某科技(或任何事物和观念),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毫无节制的采用,另一个极端是除非证明无害(如第三章描述,我们不可能证明“虚无假设”(null hypothesis),因此不可能证明无害。),否则谢绝不用。采取任一极端均不得体。当然,预警原则有其优点,例如提醒我们不可鲁莽,要“三思而后行”。
196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法国生物学家雅各布指出,所有的光明都会有阴影,所有的善均包含恶。
英裔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Dyson),2003年评述反转基因风潮时,也有一番精辟的见解:
 
359年前,英国担心书籍会污染国民灵魂,当时英国国内正遭逢血腥的宗教战争,分歧的教义是导火线,因此书籍不仅污染灵魂,还使千万生灵涂炭;英国国会认为让书籍任意出版流通,会造成非常严重而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要事先审查。但是著名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反对:“假设我们能以此法除去邪恶,请注意,我们除去多少恶,也等于除去多少善,因为它们是一体的两面,除去一面就两面皆除。”

风险认知:应尽量用几率来表达

风险专家大致主张,诸如在开车(较高风险)与搭飞机(较低风险)之间做比较,为何民众会更害怕较低风险的事物呢?因为人们面对恐惧时(一想到飞机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往往造成重大伤亡),更倾向于情绪和直觉。另外,可控制程度(开车是自己控制,搭飞机是别人驾驶)、负面(癌症的治疗过程和死亡率让人害怕)、人为甚于自然(美国一年7000人死于阳光所致的黑色素瘤,但是许多爱晒太阳者更担心核辐射,虽然后者(人为辐射)的致癌率远低于前者(自然阳光)。美国民用核电已经超过50年,但没导致一人死亡。)、熟悉度等,也是影响要因。
拿风险专家的体会,来看待转基因,就能明白惧怕转基因为什么蔚为风气了:因为转基因无法凭直觉来理解,它需要相当的科技知识;转基因不在自己的控制之内,而是科学家和农业公司在操控;听人家说转基因食物会致癌或致敏;基因改造是人为的,而非“天然”存在的(很多人并不知道传统食物也是转基因食物,传统食物来自传统育种者把植物基因大杂烩)。总之,只要有人起哄,民众就会担心转基因食物。
有人认为,风险评估是以“冰冷的”统计数字(几率)来衡量,但民众的认知则是主观直觉的利害关系,反映于“一旦罹病就是0与1的差别,而非几亿分之一的问题”“不要跟我讲几率,一旦降临,都是百分之百的灾难”。恐惧往往左右了判断,更大的恐惧则扭曲了判断。
现代生活似乎危机四伏,于是我们不能吃东西了(什么都有毒),也不能不吃东西(会饿死);不能呼吸喔(空气中也有毒性物质),也不可不呼吸(会脑死);不能在家(若地震会被塌屋压死),也不能不在家(出门会遇车祸)……什么都担心,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不管发生几率大小,生活中就是不允许有任何风险”,但这是不可能的。
社会不理性的部分原因是民众不理解科学,毕竟有些科学远超乎普通常识之外,而且当今科学领域专业分工精细而艰深,确实会隔行如隔山,“无知导致恐慌”的情景自然层出不穷。
基因科学家的理性约束
 
把闪电当作天怒时,我们只能祷告;但是将它归类为电时,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语言学家早川雪 前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
只要有新科技,总有人抬出“扮演上帝吗?”的口号抗议,也责难转基因科学家侵犯大自然的运作,是不自然、不道德的。
在美国,最有名的反转基因领袖是名嘴里夫金,他在1977年出版一本书,书名就叫《谁可扮演上帝?》。许多科学家认为他是个自吹自擂的科学大外行,《时代》周刊称这位“俨然专家”为“科学界最痛恨的人”。
在欧洲,很多人认为转基因种子违反自然法则,卫教之士怒斥基因科学家侵犯了上帝的职权。
在日本,直到2009年仍没有种植任何转基因作物,日本消费者强烈抗拒转基因食物进口。因为日本的宗教认为人与人相关联、人与植物相关联、人与地球相关联,转基因则破坏此联系。
上帝(和大自然)通常是沉默的,谁可代表上帝发言呢?我们来听听梵蒂冈宗座传信大学教授鲍里斯(Velasio DePaolis)怎么说:“当你饱肚时,就容易拒绝转基因食物。”是的,饱食终日的人,很难体会三餐不继、营养不良的贫穷人的苦难。2009年梵蒂冈“宗座科学院”主办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年会,结论指出:转基因生物改善了穷者的生活,因此值得赞赏。
“绿色和平”吹皱一池春水
近几年来,全球反对转基因最激烈的,首推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这组织在全球各地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台湾反转基因人士也常引述其发言。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起源于1971年,一群美加人士组成抗议队伍,乘渔船试图亲身阻止美国在阿拉斯加的核弹试爆。从此,亲身到达破坏环境的现场,成为表达绿色和平组织及其支持者,抗议破坏环境行为的重要方式。这些斗士的理念甚佳,绩效也颇获人心,因此当他们极力反对转基因作物时,民众立即响应。
穆尔(Patrick Moore)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建者之一,为生态学家,他后来认为绿色和平组织的路线走偏了,热衷于使用恐吓和误导为手段:“环保运动放弃科学与逻辑,偏向情绪化与煽动性。”穆尔便与绿色和平组织渐行渐远了。
穆尔在2006年演讲支持转基因作物:“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全球60亿人,每天一早醒来就需要食物、能量、物质。”
 
在绿色和平组织六年后,我发现其他四位主任缺乏正规科学教育,思维不科学……绿色和平组织募款的来源,乃建立在民众的恐惧心理之上;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决定支持“禁止饮用水加氯”,但是科学证据显示那是利多于弊。绿色和平组织缺乏科学知识,而好用“恐慌术”行销。
——穆尔,《我为何离开绿色和平组织》,2008年4月22日《华尔街日报》
绿色和平组织指责转基因的论点是:
 
“以不自然发生的方式操纵基因,转基因让科学家创造植物、动物、微生物。这些转基因生物能在自然界散布,与自然生物杂交,因此,以不可预见和无法控制的方式,污染非转基因环境与未来世代。其释出为‘基因污染’,这是最主要的威胁,转基因生物一旦释放到环境中,就无法撤回。基于商业利益,公众被剥夺了了解食物链中转基因成分的权利,因此即使有些国家存在标示法规,公众还是失去避开转基因产品的权利。我们必须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且尊敬其为人类的全球传承,它是世界的生存基本关键。”
绿色和平组织又认为:
 
“转基因生物不可释放到环境中,因为我们对它的环境和人体健康影响,并无足够的科学了解。我们主张立即采取临时措施,例如标示转基因成分,并且分隔转基因的与传统的作物和种子。我们反对所有的植物、动物、人类(及其基因)的专利,生命并非产业商品,当我们强迫生命形式和我们的世界粮食供应,以符合人类的经济模式而不是自然的模式,我们这样做只是危害自己。”

本书前几章,已经分析和反驳过这两段主张中的错误观点,这里就不再一一驳斥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原本就是科学家率先呼吁的,例如第一章提过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有“生物多样性之父”尊称的威尔逊。而人类基因不应获取专利权,也是学术界科学家的共识。曾担任“人类基因组计划”主持人、现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的科林斯(Francis S. Collins)就写道:
我们所共有的这份人体使用手册,包含的信息实在是太重要了,还待更多的研究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它的功用,如果在这些研究发展的早期便进行专利化,就好像在这条探索之路上,设置大量无谓的收费站。(出自科林斯所著的《基因救命手册》。此书的主旨是:我们正来到一场医疗革命的开端。由于DNA测序技术的飞速进展,以及费用的急剧下降,不用多久,我们都能取得自己基因组的完整序列。我们将能有更多机会探索自己身体里暗藏的秘密,更有效率地预测未来生病的风险,为自己建立一套预防疾病的个人化方案。)
纵观上述,可知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爱心有余,科技知识不足”,数十年来的转基因科技知识(包括传统食物就是转基因食物)居然成为“无足够的科学了解”。十足印证了创始人之一的穆尔所言“缺乏正规科学教育,思维不科学”。(另一个反对转基因的著名组织为“国际地球之友”,他们说:“转基因生物已经在我们的食物中,全球数国生长转基因作物,但我们不知其是否安全。在世界各地,地球之友鼓吹,将转基因生物排除在我们的食物和环境之外。”这种说法罔顾了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等机构的声明,忽视科学期刊和有公信力的技术报告,只能说是偏颇的成见太深。)
不论事实如何,反转基因者就是反对
 
随着转基因食品的争议持续不断,现在我发现,职业反对者什么事都可拿来做文章。对转基因的反对大多是社会政治运动,尽管反对者的论点是科学用语,却常是不科学的。将转基因食物妖魔化,剥夺民众享受其优点的权利,是很荒谬的事。——沃森,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
 
转基因植物一般是利用其他物种的基因,例如抗虫、耐杀草剂等基因,来改变植物的特性。此种转基因植物,称为外源转基因植物(transgenic plant);但也有利用同种植物本身的基因来改变特性的,那就称为同源转基因植物(cisgenic plant)。国际组织之间对于同源转基因植物的管理意见,尚无法趋于一致,一派认为既然经过转基因,就应以转基因植物的方式进行管理;另一派则认为,既然利用的是同种植物本身的基因,就不必以转基因植物来管理。
2012年11月,荷兰分子植物育种学家斯豪滕教授(见第一章),由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邀请,来台分享转基因经验。斯豪滕表示:在荷兰,苹果黑星病重伤其叶子与水果,每季需喷洒农药二三十次来防治。育种者历经半世纪寻找野生苹果来杂交,冀求抗菌害品种,虽然已有成效,但果实品质不佳,抗性也不持久。斯豪滕团队使用同源转基因方式(本质上和传统育种一样),孕育出来的新品种既保存了品质风味,又具长久抗霉菌特性。
同源转基因有何优点?首先是减少使用杀菌剂;其次,栽培只需7年即可,而传统育种需要30年;再者,只加入明确需要的基因(抗霉菌基因),而无遗传累赘(genetic drag)的问题,也就是不会加入不良与拖累的基因,例如野生苹果常有的配糖生物碱毒物;还有,可维持原优良品种的特性,以及至少和传统育种一样安全(基因来自野生种,而无基因流动的顾虑)。
斯豪滕深知在欧洲,转基因遭受社会强烈抗争而难以推行,因此提倡同源转基因,希望民众愿意接纳。毕竟,作物病虫害问题需要解决(他先拯救苹果,其他的作物包括马铃薯晚疫病),使用同源转基因比传统育种还少扰动到基因组。很可惜,斯豪滕仍然受到抗争。斯豪滕前往绿色和平组织(总部在荷兰)沟通,一开始该组织虽然同意同源转基因的优点,但是最后依然固执反对,让他非常失望。
斯豪滕无奈表示,他可以接受“不喜欢同源转基因”的论调,但不能接纳“同源转基因很危险”的无根据说法。同源转基因确实大大减少了农药使用量,有很棒的环保成果,又至少和传统育种一样安全,居然还是被绿色和平组织封杀,斯豪滕实在不满。早年他支持绿色和平组织的环保主张,而成为成员,但现在已不是。
消费者的态度
根据2003年“中研院”调查民众对于农业生物技术的意向,显示有近八成(78%)民众认为,人类不能随意改变自然环境。
2005年,“中研院”又做了电话调查,有1/4的民众没听过转基因生物或转基因食品,一半的人听过但不了解。听过的人之中,年轻者多于年长者,学历高者多于学历低者,收入高者多于收入低者;信息的来源以电视最高(86%),其次为报纸(55%);正面消息(24%)略多于负面消息(17%),正负两者皆有者占42%。
根据2007年“台湾地区基因组意向调查”(由“台湾地区基因组意向调查”这名称,或可说主其事的两位社会科学家,并不了解基因科技,因为“基因组”并无“意向”可言。不解科技者往往以“常识”大发议论,对于其中的科技只是“想当然尔”。)电话访问的报告,即使转基因食品价格较低廉,仍有近九成的受访者因其风险而无意愿购买。即使相信“科学家宣称的转基因食品可以控制健康和生态”的受访人民中,不会购买者仍近八成。
根据“卫生署”设计的问卷调查,与2000年9月委托盖洛普公司完成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均显示,台湾地区的多数民众:(1)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原理缺乏了解;(2)并不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3)购买食品时希望有选择的权利,即要求食品具有标示说明。
2006年,美国著名公益机构“皮优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民调发现,有58%的美民众没听过转基因食物。赞成者约27%,反对者约46%。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者约48%,认为不安全者约29%。认为政府管制不力者41%,管太多者16%。
2008年,英国《皇家医学期刊》有文章提问:英国的民调显示,13%的消费者主动避免转基因食物,高达74%无所谓,但为何媒体报道总是充斥“一大堆人反转基因”的论调呢?
欧洲为何有反转基因风潮?
反转基因运动始于1990年代,核心分子多年来一直破坏试验作物。在英国,其蓄意破坏而被捕后,往往从轻发落,结果是一再发生抗争与破坏。近来较少抗争新闻,因为转基因研发已变少,而非反对者态度改变。另外,声明田间试验的转基因作物有助益环保,又由公共研究单位执行(而非商业公司),则可稍避开反转基因者的破坏。
 
公开说明,善用各种媒体,有助于获得媒体与民众支持,例如,将议题描述为“破坏科学实验是否有违伦理?”,而非落入赞成或反对转基因之争。——莱纳斯(Mark Lynas),牛津大学访问研究员,前反转基因人士,2012年10月

转基因植物涉及三项议题,第一是科技问题,关乎食品安全与环境安全;第二是政策问题,牵涉到农产品贸易与转基因种苗管理制度;第三是社会人文问题,包括社会风俗的适应、宗教伦理的相容与相悖、民众教育与沟通等。
早期欧洲对于转基因,并没有强烈反对声浪,转基因番茄酱也在市场销售。但因为孟山都公司宣示不愿标示转基因大豆,而引起民众全面情绪化反弹。(另有一种说法是,1997年,孟山都公司推广转基因产品的手法相当强势,激起英国部分团体强烈反弹,并迅速扩散,在欧洲逐渐形成普遍反对转基因产品的声浪。)自从1997年以后,英国未曾再核可转基因作物的田间试验。
欧洲对转基因的争议,主要来自食品安全危机的流弹所及,包括戴奥辛污染家禽、疯牛病(疯牛病是普里昂蛋白质引起的神经退化症,不少哺乳类动物都有类似疾病,包括羊瘙痒症、狂鹿症、人的“库贾氏症”(Creutzfeldt-Jakob disease)等。1970年代初期,英国畜产业将“肉骨饲料”混入牛饲料中,随后开始出现疯牛病。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普鲁西纳找出病原,命名为普里昂蛋白。后来科学家找出其基因,发现所有哺乳动物都具有该基因,且相似度达90%以上,大多表现在神经系统上。1994年,英国出现第一个人类“新型库贾氏症”病例后,发现疯牛病会跨种传染给人,引起全球恐慌。)、口蹄疫、牛肉荷尔蒙等问题,使得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降到谷底,也导致欧洲政治风暴,包括欧盟执委会主席桑特(Jacques Santer)因而引咎辞职。欧盟执委会于2000年颁布“食品安全白皮书”,强调欧盟必须重建大众对于食品的信心。该白皮书的食品安全政策,立基于预警、可追踪、透明三要点。这项政策原则使得欧盟与美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管制立场出现根本上的差异。
英国发生疯牛病,政府首长急忙向民众保证,此症不会传染给人;但是后来却有人因为“人类形式的疯牛病”而死亡,原因是吃了遭疯牛病污染的肉品,而受到感染。这个事件造成民众对政府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进而不幸波及转基因食品。譬如环保团体“地球之友”宣布:“在疯牛病之后,你会以为食品业者,不会笨到想将隐藏的成分送进民众口内?”媒体于是加油添醋地发挥:“转基因食物和大自然玩游戏:如果癌症是唯一的副作用,我们就算幸运了。”
挟着媒体助威的声势,反转基因者结成各式组织,抗争游行,以“唤醒”民众要坚持预警原则,鼓吹不信任公权力(在印度,2009年印度政府批准种植苏云金芽孢杆菌转基因茄子,遭受一些团体抗争后不久,印度环境部长发布种植转基因食物的禁令,且声言:“建立公众信任和信心要多久,就禁止多久。”)。一些非政府组织也运用欧洲遭遇的食品恐慌,制造反转基因的气势。
欧洲在2004年成立“安全食物计划”(安全食物计划(SAFE FOODS——Promoting a new,Integrated Risk Analysis Approach for Foods)共分为五个项目:(1)植物育种与生产方法的比较安全评估;(2)新兴食品与饲料风险的早期侦测;(3)结合暴露于食品污染物与天然毒物的定量风险评估;(4)消费者的食品风险管理认知;(5)系统风险管理的挑战与解答。),由欧盟研究总署资助,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37个研究所,超过95位自然科学家与社会学家参与,以科际整合方式(分子生物、微生物、毒物学、几率模拟、社会与政治学),精进风险分析技术,志在保护民众免于食物致病。该计划也寻求生产公司参与,希望能增加决策透明度,以及改善风险评估过程的沟通管道。
目前在欧洲,并无常设性的转基因作物试验用设施(荷兰可能为例外),这与当地绿色激进分子的破坏有关。
有人认为,欧洲生物技术水准不如美国,私底下积极部署发展转基因产品,但目前乐于配合民意,对转基因产品采取较严格的限制,借机阻挡或减缓美国的领先优势,以期能有机会扳回。
日本的做法倒是值得借鉴。日本政府很努力要消除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与食品的疑虑,不断邀请老师、高中生、社会人士,参观转基因隔离田,认识转基因的安全评估过程。也有日本学者建议教育部“请学界配合,借由正确知识的传播,来消除民众错误的想像,增加认同感和接受度”。总之,官方和学界要结合媒体,透过点点滴滴的努力,慢慢降低国民对转基因作物与食品的疑虑。
转基因食品公民会议
基因科技存在相当的门槛,一般人不容易了解其内容,结果就可能被人牵着鼻子走,或因无知而生恐慌。有人提议创办“转基因食品公民会议”,教育有心人,让他们成为有正确认知者,再由这些“种子”向外传播正确的转基因信息。
公民会议是不具专业知识的公众,针对争议性议题,事前阅读资料,设定探查的问题,在公开的论坛上询问专家,然后讨论辩论,将共识与无共识写成正式报告,向社会大众公布,并供决策参考。公民会议能让民众更积极与有效地参与争议性议题,提出针对政策的意见。为了方便讨论,参与公民会议的人数限制在15人到20人。
2008年2月到6月,台湾地区举办第一场转基因食品公民会议,是由“资策会”科技法律中心(信息工业策进会于2011年将“科技法律中心”更名为“科技法律研究所”。研究范围聚焦于科技与产业发展、科技研发体系、技术转移、知识产权、新兴科技等核心议题。)主办,台大社会系林国明团队执行。会议分为两个阶段:(1)预备会议两天,由专家说明,使公民小组成员具备基本的认识;(2)正式会议三天,根据预备会议形成的问题,与专家对话,撰写共识和结论报告,并由专家澄清错误的内容,但是专家不干涉报告的内容。
这一场转基因食品公民会议,建立了专家与公民的理性沟通模式。只要专家有机会讲解清楚,台湾的民众通常愿意采纳专家的意见:
他们相信,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因为没有坚实可信的证据证明它对人体健康有负面影响……更多的研究和科技知识,可以控制、降低甚至解决风险问题。即使有风险的隐忧,但不该因噎废食,禁止转基因食品的发展与销售,因为民众可能愿意冒着风险购买较为便宜的转基因食品。这种选择的自由应该受到尊重,但选择必须具有充分的信息。商业利益可能掩藏风险信息。因此官方必须充分揭露信息,让消费者知所选择。官方的责任并非保证“零风险”的转基因食品,而是借由清楚的强制标示,让民众有充分的信息,根据利益与风险的考量来作消费的选择。
(全文请参阅《科技政策民主化的可能与限制:以台湾基因改造食品公民会议为例》,林国明撰,http://www.nsc.gov.tw/nat/public/Attachment/95149145471.pdf。)
经出版方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摘自《一本书看懂转基因》,作者林基兴台大化工系毕业,美国华盛顿大学工程博士。现任公益《科学月刊》社理事长,并在台大化工所兼课。通晓法、德、俄、日、英语,著有《电磁恐慌》《为何害怕核能与辐射》《一本书看懂转基因》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电磁安全前主席推荐到nature“挺身维护科学奖”。

来源: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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