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甘膦,一个错误的反转靶标

2015-09-28 | 作者: Panda | 标签: 草甘膦

基因农业网(Panda)编译:草甘膦,既是转基因作物爱好者和各大农业公司们眼中的天使,也是全球小农场主和有机农业拥护者等反转人士们眼中的恶魔。草甘膦曾经有过专利保护但现已过期,注册商标名为“农达”,它是全球应用最广泛的农药。草甘膦早在1974年就已商业化应用,20多年以后转基因作物才出现。不过,由于能够有效杀死杂草而不伤害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草甘膦因转基因作物的推广而销量大增。

草甘膦到底是什么?它安全吗?

因为国际癌症研究所(IARC),草甘膦最近很是风光了一把。IARC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机构,其职能是对所有日常活动和接触物品的危害性(请注意,是危害而非风险!)进行评估和分类。今年早些时候,IARC宣布将草甘膦划分为2a危害级,即“很有可能对人类有致癌作用”,同一分类中还包括另外73种事物,比如高温油炸、过度晒太阳等。与此同时,美国环保署(EPA)、欧盟委员会以及其他健康与环境相关机构纷纷发表声明,证实草甘膦在全球130多个国家被批准使用,迄今并未发现安全问题。

我们曾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过诸如“风险(risk)”、“危害(hazard)”以及“很可能(probably)”之类的用词。这里,我们来复习一下科学家们到底从草甘膦的研究中发现了什么。

IARC公布评估报告全文

IARC公布了草甘膦专题报告全文,其中引用了现有的科学研究和参考文献,这无疑将为回答草甘膦是否安全的问题提供更多信息(或素材)。我们不会仔细讲这篇专题报告中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我们将对其中一些关于人类接触性研究的声明进行分析。在人类接触风险的问题上,IARC引用了两项来自于厄瓜多尔的研究:

第一项研究中,以厄瓜多尔政府曾使用草甘膦制剂杀死非法种植作物古柯的地点为中心,报告了居住在距该地点3公里以内人群的DNA损伤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并表现出急性中毒症状。

然而,第二项研究表明,在距政府最后一次喷施草甘膦两年后,同样居住在厄瓜多尔北部的人群与对照组相比,其染色体组型无差异。

另有一些关于人类接触风险的研究是在哥伦比亚进行的。研究发现,曾喷施过草甘膦地区中女性农业工人体内微核形成(染色体受损的一项表观指标)发生率上升。

不过,这些研究均没有发现癌症。

草甘膦与癌症相关?证据无力

安德鲁·克尼斯(Andrew Kniss)是怀俄明大学的植物科学家,之前曾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中讨论过IARC专著所引用的其他一些研究。正是《柳叶刀》刊出了IARC将草甘膦列为2a类的评估结果。

IARC研究中,提到与草甘膦相关的主要癌症(也有人说是唯一的癌症)就是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NHL),这是一种会影响白细胞功能的癌症。不过,克尼斯指出,IARC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论文中仅引用了三项关于NHL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在95%置信区间(统计学术语,用于确定研究数据的分布情况以及结果可靠性的可接受标准)内,看起来草甘膦与NHL之间似乎有某些确定的联系。不过,如果以95%置信区间来判定,这三项研究中有两项并未显示草甘膦与癌症具有相关性,两者之间甚至还表现出轻微的负相关。这意味着,基于不完全统计数据,草甘膦实际上可能有助于人们远离癌症困扰。

所述三项研究均为“病例对照研究(case control study)”,克尼斯对此描述如下:

“这类研究一般会选择大量具有目标症状的‘病例’,同时找一些不患病的相似人群作为对照组,随后试图找出组间风险构成因素的差异。任何在‘病例’组中普遍存在的因素均被视为可能致病的风险因子。”

克尼斯还指出,上述3项病例对照研究中,NHL患者中很少有人真正与草甘膦有过接触。病例对照研究不设限定条件,因此无法控制其他的一些变量。上述草甘膦的研究案例中,与草甘膦有过接触的人群还有可能接触过其他农药,而这些因素很难排除。

另一种研究被称为定群研究(cohort study),即在某一段时间内跟踪监测某一指定人群(监测时间因研究目的而异),记录风险构成因素,并研究参与人群的健康状态。克尼斯从IARC的《柳叶刀》论文所引用的定群研究中发现了与病例对照研究迥异的结果。

“在草甘膦普遍使用地区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草甘膦与该地区居住人群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发生率之间不存在明显相关性。在参与研究的54,315个人中,超过41,000人都曾与草甘膦有过接触,而他们中99.82%的人在研究期间都没患非霍奇金淋巴瘤。”

科学界的回应

全球许多科学家都对IARC报告及其他一些草甘膦相关研究作出了回应,信息与技术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瓦尔·吉丁斯(Val Giddings)早在IARC公布其报告全文之前就明确指出,引用文献中明显缺失了若干重要研究,但却包括了另一些诸如因撤稿事件而声名狼藉的Seralini大鼠研究。虽然报告全文中引用了Seralini的这项研究,但IARC工作组却礼貌而不失坚决地表示,该研究存在明显缺陷。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病理学名誉教授科林·贝里阁下(Sir Colin Berry)在对IARC论文中引用的文献和结论进行评论时指出:

针对草甘膦有超过60项基因毒理学研究,无一证实人类接触条件下应当引起警觉。而关于草甘膦的人类流行病学研究包括7项定群研究和14项病例对照研究,也无一支持草甘膦可致癌的结论。

作者使用了非霍奇金淋巴瘤(NHL)进行论述,但事实上病理学中早已不再对该类病症进行诊断,因为这类病症的定义实在太不明确了。即使将NHL包括在论据中,共7项NHL研究中也仅有一项为阳性——并且在我看来,它根本算不上一项好的研究。

贝里提到对NHL的诊断表示怀疑。事实上,许多类型的癌症都可以归为“非霍奇金淋巴瘤”这一大类。美国癌症协会列出了超过25种NHL的亚型,还不包括罕见病例。因此,这类淋巴瘤的成因并不清楚(与反对草甘膦的言辞正好相反),如果有研究寻找环境中可能的接触物与淋巴瘤之间的关联,可能需要先确定所研究的淋巴瘤到底属于哪一类型。

草甘膦治疗癌症?可能也许大概吧

草甘膦最初于1950年被成功合成,在医药领域中作为药物备选。过了20年,它的除草特性才被发现。IARC报告的结论其实也暗示了草甘膦仍然有可能具有药物特性,尤其是它实际上可能有利于癌症的治疗。宝洁公司于1995年为草甘膦申请了用于抗癌治疗药物的专利。随后,位于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和中国的合作研究小组发现,草甘膦及其降解产物(一种名为AMDA的化合物)能使8种人类癌细胞系停止生长(而不影响另2种正常细胞系)。

所以,草甘膦安全吗?考虑到它的诸多特性,这一问题的答案比较明确。是的,它是一种除草剂,是农药,请别把它当饮料喝。但是,草甘膦确实比其他许多农药都安全得多(包括那些有机农药,比如硫酸铜和鱼藤酮),它对人类的影响看起来仅限于急性反应(对长期接触的农事操作工来说可能伤害持续的时间稍长)。事实上,它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引导我们去发现抗癌新药。反对转基因的激进分子团体这一次选错了靶子,他们其实大可以选一个比草甘膦可怕的东西来说事。


作者Andrew Porterfield ,原文链接:
http://www.geneticliteracyproject.org/2015/09/15/full-iarc-glyphosate-report-released-anti-gmo-target-may-have-health-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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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因农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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