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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生产与中国文明|历史

2018-05-16 | 作者: 惠富平 | 标签: 水稻

惠富平,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导读:既然从古至今,稻米都是中国人重要的粮食来源和文化依托,那么试想,如果过去良好的稻田土壤遭受灭顶之灾,如果祖先养护了几千年的耕地被毁掉,我们再也种不出足量而健康的稻米,稻作文化和中华文明将走向何处?


“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人口增殖史以及文明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水稻扩张及增殖的历史。”

我们知道,古文明的基础是特定自然条件下的农业经济,所以有人按照作物种植情况,将世界古文明分为“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小麦文明”、“中国的粟作文明”和“美洲的玉米文明”等。不过,这些粮食作物支撑的都是旱作文明。于是,就有学者发问,难道稻米就没有支撑过社会文明吗?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现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址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来看,长江流域稻作起源与黄河流域粟作起源时间不相上下,稻作起源甚至更早,长江文明显然就是稻米创造的伟大文明。随着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以稻米为基础的长江文明,与黄河流域的旱作文明(粟作文明)相互交融,共同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如果稍稍拓宽视野就会看到,中国古代文明正是依靠粟、麦、稻三大粮食作物支撑的农业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稻米的地位、作用及其文化影响在不断提高。从有史以来的商周时期到汉唐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北粟南稻,粟居首位,稻居其次。伴随着水利的兴修和南方的开发,稻、麦地位逐渐上升。

唐宋(7~13世纪)及其以后,水稻上升为首要粮食作物,麦子居次并取代粟成为北方主粮,北麦南稻,粟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虽然明清时期,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作物传入中国,但它们作为粗粮杂粮,始终不能与稻、麦这样的细粮主食相提并论。

尽管唐宋以来全国的政治重心仍在北方,但经济、文化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国家经济主要依赖长江以南稻作区的钱粮赋税。就是说,水稻种植作为一种规模农业,大约在唐宋时候开始兴盛,逐步担当起承载中华文明的重任。有人甚至说,也许中华文明两千年从北向南的变迁,不过是小麦和水稻这两种农作物的一次接力赛而已。

我们不禁要问:水稻为什么会后来居上,力挽狂澜,释放出改变历史的巨大能量?

首先是因为人口多寡与稻作农业盛衰有密切关系。在距今2000 多年的秦汉时期,南方还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没有充分开发。原因是当时长江流域及其以南还是森林茂密、湖沼众多的天然环境,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人们通过采猎获得食物的途径很多,垦地种稻缺乏进一步前进的动力,以致当地稻作农业长期滞后。

到了晋唐以后,大量北人南迁以及南方人口增殖,使得长江流域的人口压力空前增大,农业开发加强,当地水稻种植也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稻米产量有很大增长。而稻米生产的发展,又刺激了人口繁衍。

从历史人口数据来看,北宋以前中国人口从未超过6000 万,此后人口不断增加,到清朝末年达到了4 亿多。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主角就是水稻。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人口增殖史以及文明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水稻扩张及增殖的历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统计的从汉至清朝的人口变迁


水稻历史地位不断提高的另一个原因,还与其自身的品质有关。在农业的早期阶段,水稻与旱作相比,单产较低,并不显得特别优越,古人所说的“五谷”最初是不包括水稻的。唐宋以来,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水稻的增产潜力发挥出来了,稻谷的表现越来越突出。

水稻是一种喜湿热气候,并需要大量水分的作物,最适合长江中下游和珠三角地区种植。在相近的耕作技术条件下,它的亩产量可达到三四百斤,往往要比小麦及粟、黍高出好几倍。再加上长江以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可以普遍实行复种,这意味着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

还有,种植水稻的土地不需要休耕,只需要合理耕作、适当施肥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加以利用,而且可以保持地力常新。比起北方旱作区大多只种一季,或者种一季就得休耕一两年的麦、粟来说,稻作大大缓解了人地矛盾。最重要的是,从农业生态角度看,水稻常年浸泡在水中生长,避免了麦田因反复灌溉和水分大量蒸发而造成的土壤盐碱化问题,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持续不衰。

考察作物种植史,可以发现水稻自从被驯化和栽培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粮食作物可以取代它的地位了。当然,这还可以用稻米好吃、含热量高、耐饥又耐贮藏来解释。不论是江浙、岭南,还是云贵高原地区,稻米作为主食,与菜肉鱼虾搭配,改善了稻区民众的营养条件,也由此产生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稻米文化。这样,南方以稻米为中心的生产结构和地域文化,从唐宋时期就开始逐渐被固定下来,中华文明也在水稻农业中重获生机。

另外值得提及的是,中国作为稻作的起源地,其稻米文化还传播到日、韩等亚洲国家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稻米之路,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繁荣和进步。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在《稻米之路》一书中说,丝绸之路是贵族的,稻米之路是大众的,反映出稻米之路较丝绸之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更为重大。

近现代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大量向东南亚、欧美等地流动,中餐(米饭、炒菜)和中国文化一起向外传播,极大地吸引和影响了西方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水稻科技尤其是矮秆水稻品种的育成、杂交水稻技术的突破和新种质材料的取得,使得水稻良种良法进一步传往世界各地,带动了世界稻作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

不过,历史上的水稻发展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农史研究表明,中国的水稻生产到了清朝,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在传统稻区,凡是农业的有效措施,如精耕细作、增加复种,都已得到最大程度的应用,稻区农民也更加辛劳。但是这时水稻种植遇到了肥料、水利、资金的限制,产量很难继续增长。加上其他各种天灾人祸,稻作不可避免地陷入效益下降和发展停滞的困境,社会危机也日益严重。

如果再对中国2000 多年来传统农业的扩展做一宏观检讨,可以发现,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农耕向西向北推进,总是艰难而成就有限,而向江南扩展则一直比较顺畅,且成就巨大。这说明向南发展水稻种植潜力巨大,东南半壁越来越成为农耕的重点区域,并积累了深厚的稻作文化。

到了现代社会,由于科技进步和外源性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稻作终于获得了突破,为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支撑。可惜,这些年来与稻米产量增长相伴随的往往是生态破坏及食品安全问题。加之工业化、城镇化的急剧扩展,中国稻区的优质耕地在不断减少或遭受污染。前面曾提到,水田稻作不像旱地麦作,一般无土地盐碱化之虞。但稻作却在当代社会遇到了严重的土壤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既然从古至今,稻米都是中国人重要的粮食来源和文化依托,那么试想,如果过去良好的稻田土壤遭受灭顶之灾,如果祖先养护了几千年的耕地被毁掉,我们再也种不出足量而健康的稻米,稻作文化和中华文明将走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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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稻米春秋——中国稻作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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