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三问饶毅

2014-01-12 | 作者: | 标签: 司马南三问饶毅

司马南采访饶毅。 图吴兴川

第二届新语丝科学精神奖于2014年1月12日举行颁奖,本届获奖者为北大生科院教授饶毅,他在获奖后发表关于转基因科普方获奖演讲。奖金一万瑞士法郎(饶毅称会将奖金捐赠给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学生大病救助基金),该奖奖金由位于瑞士的科学期刊出版公司MDPI公司赞助(mdpi.com)。该奖在2012年首次评选,首届获奖者为何祚庥。

新语丝网站主持人方舟子介绍,2014年新语丝科学精神奖授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以表彰他长期以来在反对学术腐败、促进中国科研体制改革、改善中国科研环境、普及现代生物学知识、澄清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误解等方面的贡献。

在饶毅进行主题为《转基因考验中国媒体》的科普讲座之前,活动主持人司马南对其进行了三个问题的专访:

司马南:饶毅教授向来以敢直言闻名,但有说法称饶教授在回国前更敢说,而回国后下手有了分寸。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饶毅: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少的,事实上没有这个变化,而且有时候可能更严厉。我觉得有变化的是中国。比如2004年,在《自然》增刊,我和鲁白、邹承鲁写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文章,当时科技部让出版总署在全国禁了这个增刊。而回国工作几年后的2010年,施一公和我在《科学》写了英文社论,仍然是批评中国科技体制,该文出来后,中央多个渠道过问,最后科技部检讨了自身的问题。有变化的是中国,而不是我。

司马南:想不到饶毅教授太极拳更高啊,轻轻就化解了我这么尖锐的问题。一个轻柔的问题:你在这么紧张的科研时间中为什么舍得花费精力做科普,特别是容易招致人身攻击的转基因科普?

饶毅:一方面我工作的方式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是实验科学,我做学生的时候,参与实验设计,做自己的实验也会失败,才会有一定的结果。我从32岁做助理教授,有了自己实验室以后,自己做实验的时间越来越少,一个原因是其它事情(多),另外原因是我自己做实验的能力较差,一般学生比我做得好,我做得越多反而进展越慢,所以我只参与实验设计、讨论和理解结果、修改文章。

学生做实验的时候,我不能太经常找他们,那时科学刊物也不多,主要的我全部看完,但平均半天就能做完,还有半天时间多。我觉得科学很好玩、值得分享,最早是给同学和朋友的父母讲,告诉他们其孩子都做了什么事情,他们觉得我讲得比他们自己的孩子还清楚,于是我觉得只给一两个人讲不如写出来给更多的读者,也许影响其他人的科学兴趣。王晓东有个笑话,因为他岳父喜欢看我的文章,说我的粉丝是70岁以上的老人。写科普就是这样来的。

司马南:我也是阅人无数,以我昏花老眼一看,饶毅教授乃为江湖高人。最后一个问题,您最后提到了施一公。我在新语丝搜索的时候看到,有人习惯性将施一公先生和饶毅先生作对比,认为这两个人看上去肩膀一般齐,但在动态中,饶毅教授更全面一些,或者更好一些,至少一部分人这样认为。但是施一公先生最近又获得了中央电视台颁发的某一个奖项。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您的心里有没有一丝哪怕是一丝不快,一丝不悦,一丝想不开?

饶毅:我很喜欢有不同特点的朋友。而且我明确知道其他朋友哪些方面比我强,还不是强一点。

施一公数学比我好很多,记忆力比我好,他走在街上后对所有车牌号码都能过目不忘。他不仅有很突出的个人特长,他还是中国有史以来做得最好的结构生物学家。他有很多优点,朋友得到东西我只会高兴,不会不高兴。

你这样提问反映了重要的中国文化习俗。中国文化中,越近的人竞争越强,人们很容易嫉妒,所以中国社会凝聚力很弱,西方的习惯是越近的人会越觉得可以是朋友。中国这种近距离妒忌造成的结果是内部关系很差、互相残杀,对外却很弱。这不是某个领导、某个团体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长期的历史性问题,为了中国进步和发展,需要彻底改变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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