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玄昌:从三个角度看环保NGO

2017-05-17 | 作者: 方玄昌 | 标签: 方玄昌

(根据10月19日在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上的演讲整理)

我今天演讲的内容更多针对媒体人,针对我的同行。不过我期望我们的这些网友也能hold住,这里面的很多信息,估计很多网友以前都有体会,只是没有像我这样做总结。我总结的方向是针对中国环保NGO,以绿色和平组织作为标杆或者说是一个典型代表来讨论这个问题。

专业角度:从不严谨到反科学

在座的媒体人士应该多曾经把环保NGO作为新闻来源,很多人都会追踪绿色和平组织,以及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之类,这一类环保NGO会成为你们的新闻源。早年我也曾经这样去尝试过,但意外的是,我从来没有执行过。因为我第一次接触环保NGO,他们给我提供一份报告的时候,我看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

那是2004年或者2003年,我第一次接触到环保NGO,就是绿色和平组织,当时我拿到一份报告,是关于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又给了一份报告,是有关一个地区蔬菜的农药残留问题。这两份报告在我手里停留了五分钟就放过去了,没有当做新闻源,原因是那个时候我还保持比较多的实验室习性,觉得报告太不严谨。比如说第一份报告,他们给出的数字,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汞,我在环保局工作的时候,用当时的标准方法纳氏试剂法测试汞含量;而他们给出的数字让我怀疑,其检测数据是低于监测下限的,比这种方法能够监测到的最低限还要低,觉得不太可靠,就提出了质疑,打电话问绿色环保组织的人是用什么方法做的,他们回答不出来,后面的一系列问题都是这样。比如说回归曲线不能提供给我,取样方式不能提供给我,测试方式不能提供给我,并且还有一些严重的现象,任何一种有害物,他都不给出国家标准,同样一种目标有害物,几个检测值小数点保留的位数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报告完全不合格。后来农药残留报告到我手里,我也就简单看了一眼又翻过去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对环保NGO产生了怀疑,觉得他们太不严谨,我觉得这个报告的参考价格基本为零。

但真正让我觉得环保NGO不可信的还不是这事——我觉得环保NGO的报告可以不那么规范与严谨,因为它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做的工作——真正让我对他不再产生信任是怒江大坝争端。04年、05年怒江要建大坝,环保NGO人士提出反对,中国几乎所有媒体一拥而上报道这个事,报道完之后产生一个结果,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人都能体会到,就是中国的水电被严重妖魔化,妖魔化程度一点不比转基因低,甚至于一度比转基因食品妖魔化更严重一些。我当时所看到的环保NGO组织,从不严谨,发展到了不尊重事实的地步,进一步发展就是到了最近几年,全面转向对转基因的质疑。这个质疑就是以谣言作为唯一武器攻击科学。

从我自己对环保NGO的了解过程,有两个转变过程,最初是不严谨(一直到现在他们也不可能严谨,我也不期望他们严谨),转变到完全不顾事实,不管专家意见,第三步就是彻头彻尾站到科学对立面,当前环保NGO就走到了这个阶段。

环保NGO组织尤其是以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为首的环保NGO,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还不那么严重,我曾经写文章批判他们在非洲所犯的罪行。2002年,包括肯尼亚、津巴布韦在内的几个非洲国家遭遇自然灾害,有非常多的难民产生,有几百万人处于饥饿之中,这时美国提供了一批救济玉米,其中有转基因玉米,他们开始不接受,因为非洲要出口粮食到欧洲,一旦有转基因进入,欧洲就会怀疑他们会不会留种。于是美国方面就做了一个工作,把玉米打碎,这个时候应该不会质疑了吧,结果这时有两个环保组织站出来,劝说领导人不发放粮食,他们的国家元首出来制止发放,这批玉米堆在仓库里,老百姓说我们都要饿死了,你还不给我吃。最终导致数以万计的难民被饿死。这些环保NGO走到了人类的对立面,犯下了滔天罪行。

我期望媒体同行们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你还期望能够在正常消息源之外获取新的新闻线索,我建议你打消NGO的考虑,中国的NGO组织,到目前为止这么多事件发生,我没有一次线索是从NGO手里拿到的。如果说一定有的话,那一定是批判性报道,比如说对范晓、汪永晨、杨勇等等NGO人物的批评性报道。对中国的环保NGO组织,希望大家留一道心,不要轻易相信他们。

社会责任角度:打着环保的旗号反环保

当前中国的环保NGO组织,我觉得已经全面失去公信力,并且不以自己最初作为NGO这个角色而出现,把他本来应当担当的社会责任给撇除了。NGO我觉得本来应该是社会的一个警钟,其次是对政府职能在某些薄弱环节的一个补充。其特点是对一些弱视群体他们应该倾注关怀,对于非洲这些难民这个弱势群体,以及张启发先生提到的缺乏维生素A而导致失明乃至死亡的儿童来说,NGO组织本来应该号召大家尽快生产出转基因大米。而事实上他们站到了对立面,为了自己的理念或者利益,不把弱势群体当成一回事,不把生命当成一回事。

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说,NGO组织已经成为迷失自己的无头苍蝇。我对绿色和平组织了解一些,他们其实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并不糊涂,他们这样干究竟为了什么原因,我期望媒体朋友把这个作为选题去调查。这个工作我以前是做过的,但没有做下去,我期望大家做下去,因为这个工作在当前有很大意义。

环保NGO组织履行其它社会责任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全世界对它倾注了很高的期望,因为那个时候,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个话题上,全世界环保NGO组织有一定的公信力。在那之前我把它归纳为前哥本哈根时代,之后叫后哥本哈根时代。环保NGO组织在那场会议上没有发挥本应发挥的作用,到后来两次,坎昆和德班谈判,NGO基本上就如同销声匿迹,起不到什么作用。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参与谈判的政府官员以及科学家,乃至于西方的很多媒体,到了这个时候都已经对NGO组织不信任了,原因在于什么?在于我刚才所说的,在之前尤其针对转基因问题上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把自己应有的公信力挥霍殆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NGO组织本来应该发生更大作用,但没有发挥作用,这是他失去公信力的结果。

环保NGO组织最初能影响政府,比方说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发射了四个航天器(先驱者10号、11号;旅行者1号、2号),上面用的是放射性同位素电源,万一发射不成功掉到地球上会有轻微污染。从60年代先驱者发射到70年代旅行者的发射,直到1997年惠更斯号发射,环保NGO组织对政府都成功进行了阻挠,乃至于惠更斯号是被迫偷偷摸摸发射的。也就是说90年代以前,环保NGO组织可以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但2000年之后,环保NGO组织公信力下降,这种影响政府的功能在下降,近一段时间,他对科学家,从环境领域到食品安全领域,以及到生物技术领域,我再也找不到哪怕一个科学家还会信任环保NGO组织,从政府到科学家,两个阵地都已经丢失,最后只剩下一个阵地就是代表公众的媒体。对他自己而言,最后保留这个阵地还是挽回了一点点面子,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环保组织已经不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正面作用了,宁可他失去今天最后一个阵地,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期望大家不要信任环保NGO组织。对于国际环保NGO组织,也希望你们对他们提出质疑。

镜像角度:媒体学坏,充当打手

作为媒体人,我看到同行里面有一个非常坏的现象,许多媒体人都把自己不当媒体人看待。重新回到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我看完整个谈判过程,有两个群体让我很失望,一个是中国的科学家,中国科学家在谈判时,他们已经跳出科学范畴跑到政治领域。中国这个领域的科学家时常有一个说法,我不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当前地球升温是由于工业革命之后,发达国家(先发展起来的这些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所导致,修复任务也应该由他们来完成,他们用了一个比方,这么多人住在一个屋子里面,有几个捣蛋鬼把玻璃打破了,这应该由我们修复吗,应该由几个捣蛋鬼去修复。我们认真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比喻不成立,为什么,如果一栋房子把玻璃敲破,去修复,这是很简单、很容易做到的;但我们住在地球上,前面已经破坏了,我们接下来不仅仅要修复,还是要防止更多的窗户被打破;现在我们如果不承担责任,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打破了我不管,我要去继续打破,你们砸了我也要砸这才公平。哥本哈根前后,美国科学家是跟政府唱反调的,科学家要尽科学家的本分,而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为了让中国少承担一些责任,帮政府推卸责任,没有尽到科学家独立做科学的本份,没有尊重事实和科学,这也是我们科学家失去公信力的一个原因。

哥本哈根让我失望的第二个群体,许多去这个地方的媒体朋友都如同加入到了中国代表团行列,为中国争取权利。我认为,如果是一个中国代表团的负责谈判的官员,他为本国争利益,无论用怎样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即使他否定了一些事实,甚至造了一些谣,都在可理解范围之内。但科学家不能这样做,媒体朋友更不能这样做。在哥本哈根谈判的时候,很多记者为本国利益而歪曲事实。这个谈判过程中,很多科学家应该给黄牌,而非常多的媒体朋友应该给红牌,直接罚下,不应该再当记者的角色。

在环境与转基因两个领域,许多媒体直接跳出来充当了NGO角色,呼吁政府怎么做,代替科学家做判断,以及帮读者下结论。

我认为, NGO可以情绪化,媒体不可以;NGO可以夸张其词,媒体不可以;NGO可以矫枉过正,媒体不可以;NGO组织可以为了自己的目标跟政府对着干,媒体不可以。媒体可以做什么?跟NGO组织相比,媒体只有一个额外的特殊权力,他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冷血一点,NGO组织不能冷血。但当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国际上很多NGO组织,在转基因问题上,他们很冷血,媒体朋友反而不冷血,很愤怒,媒体朋友跳出来做了NGO的工作,这是不可以的,我再强调一句,媒体不是NGO。

最后引用道金斯曾经引用过的一句话:作为媒体人,确实应该时刻保持开放的头脑(NGO组织原本也是我们开放的范围)但不能开放到脑子掉出来的程度。谢谢大家!

附:提问环节

提问:请从媒体角度谈一谈,为什么反科学的东西更容易传播,而科学的东西,在中国难以传播,比如说绿色和平组织起了好名字,大家看到绿色和平组织的话更容易接受。从正面角度,如何从宣传科学的角度,从媒体的角度,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回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刚才说环保NGO组织为什么会得到媒体的拥护,因为他总传播坏消息,坏消息更容易传播,听到哪个地方杀人放火,大家都很高兴。

第二,他们可以不讲事实,尽可能渲染、找噱头,把传播中的各种手段都用上去;而我们发出正面声音的时候,不能这样干,他们可以说黄金大米吃完之后断子绝孙,我们却不能说黄金大米吃完之后可以长命百岁。也就是说,他们穷尽所有传播手段来传播原本就更容易传播的危言耸听的坏消息,而我们却只能一步一个脚印传播很不容易传播的、波澜不惊的客观事实,难度差异可想而知。

但这不等于我们就必然会失败。刚才我们还在讨论,我们当前坚持科学的这些人声音很弱,但我们不用怕,为什么?我们这个声音有一个趋势,会越来越响;我们改变一个就是一个,一个人从反转改变为挺转,再变回去反转的概率为零,我们一定是用事实和严谨逻辑跟人家说话,这样传播效率很低,但效果在于长远,这个队伍会越来越庞大;而反科学的队伍,在民众中的声势只能是越来越弱,我们要看到这个趋势。

提问:有没有考虑到向媒体本身科普,因为媒体本身也需要科普。

回答:这是我一直想做也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在《中国新闻周刊》呆了七年,《中国新闻周刊》没有发出一句反转的话。作为科学编辑,在自己所在的媒体里,要对自己同事做科普,这是本职工作。我现在期望的是,我们能跳出本分工作,给已经沦陷的媒体,给那些主编总编社长做科普,让他们转变态度。我相信中国无论哪个媒体,是个科学编辑都不应该反转,即使反转也不会说出来——任何一个科技编辑如果被人说成反转,都会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因为对于科学编辑而言,反转意味着两个字:弱智。(方玄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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