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要转基因强制标识?

2014-08-15 | 为何不要转基因强制标识
【编辑:孙滔】知情权,这个政治意味浓厚的词语如今日益盛行。对于转基因而言,知情权是反对转基因人士手中最有底气的一张牌。这个词语有着无比强大的鼓动力量,可以鼓动无数民众起来支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标识,以赋予民众所谓知情权,即使不相信转基因危险的人,也会认为多一个标识没有什么坏处——甚至一部分声称相信转基因安全的人士、包括科学家都对此以为然。

为何不要转基因强制标识?


我们要说,转基因强制标识是不需要的。无论从科学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其均无立足的理由。(本文参考引用了美国农业科学与技术理事会、水稻专家王大元、科普作家方舟子、媒体人袁越等人的数据或观点)

强制标识恰恰遮盖了真正的知情权

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转基因似乎意味着未知的、不可触及的高科技,他们并不了解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与原理,不清楚食品安全评价的原则与过程,这就让他们对被妖魔化的转基因食品难以有信赖。贴标签给了懵懵懂懂的民众最省事的选择,他们不必再去(失去了动力)追究转基因的科学基础,不必再问这是否安全,只需拒绝便是。标识转基因食品的种种负面影响反而需要深入思考追究方能了解。强制标识会给人“转基因不安全”的暗示,如袁越所言:贴标签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消费者撒谎,给他们灌输错误的概念。

可以说,那些强烈要求知情权的人们,恰恰需要真正去了解转基因,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情权。

强制标识没有科学理由

转基因食品足够安全——至少比现有传统食品更安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称,转基因作物是“有史以来作为食物供应的测试最为彻底的作物”。过去20年里,美国FDA评估发现,所有148种转基因作物与其传统对应品种实质等同,即两者主要成分等同。日本监管机构审查了189份申报书,也独立得出同样结论。数以百计的同行审议研究用老鼠、鸡、鹌鹑、猪、羊、奶牛、肉牛、山羊、兔子、水牛和鱼检测了饲料摄入量、养分消化、机能和健康情况,其中包括一些历经了多代、多年的长期研究,这些研究普遍得到结论:消费转基因作物没有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2011年一份报告称,经过十年研究、130个研究项目、500个研究团体的努力后,得出同样结论,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会给环境或食品和饲料带来比传统作物更高的风险。

一般而言,食品须标识过敏原、毒物或营养成分的变化,但不真实或有误导性的标签则不应该存在。既然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比传统作物有更高的食用风险,那么标识的实际意义何在?此外,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区别仅是生产方法的不同,实质等同的产品也就没有了标识的理由。

强制标识造成社会成本剧增

强制标识转基因成分将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在食物生产链中,生产者必须记录生产的每一步,不仅要回溯到农民种植阶段,更要追溯到种子提供者。如果要求标识的话,在生产、运输、储存、加工等各个环节都要区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品种,这就增加了成本。一项加拿大的研究表明标识转基因提升加工食物零售价格至少9-10%,生产商成本的35-41%。其中的转基因检测成本巨大,而阴性检测的成本更高(因为要做多项排除)。所有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美国有研究称,假如加利福尼亚要实行强制标识,每年会给每个家庭食物账单增加400美元。

对于现有产品,打印新的强制标识对成本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更重要的花费是追踪和监控上,从这个角度考虑,制造商会宁愿选择用非转基因产品从而避免标识。

标识“非转基因”同样不科学

加工食品往往含有如玉米、大豆、菜籽油、甜菜等不同作物来源的原料,那么保证所有原料均不含转基因成分将使供应链复杂化。如花生酱的糖分可能源于转基因甜菜,糖浆源于转基因玉米,植物油源于转基因油菜和各玉米品种。此外,许多精加工的原料和油类含有不可检测的转基因成分(例如,油类无法检测出DNA),这将进一步使不含转基因原料的认证过程复杂化。

美国FDA允许符合程序的自愿标签,但禁止声称加工食品是“非转基因”,因为证明丝毫不含转基因成分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标识显得更为混乱:有生产商如鲁花宣传自己的花生油为“非转基因”,事实上并没有转基因花生在中国商业化种植或进口。

标识“非转基因”的背面是有机食品的认证,也就是说,食品制造商和零售商为了规避任何与错误标识有关的、可能的责任问题,他们或将更青睐昂贵的有机原料,这进一步放大了强制标识的成本影响。

更值得考虑的是,为应对非转基因市场的扩大,如果农业系统恢复使用传统非转基因的品种(玉米、棉花、菜籽油、甜菜和大豆等),将会带来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相关的成本。

强制标识加重贫困

强制标识计划提案将对低收入家庭造成巨大影响。以美国为例,其劳工统计局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显示,年收入在1万到2万美元的美国家庭、以及老年消费者更多在食品杂货店购买食材和家中消费,其用以食品消费的花费占年收入的比例更高,而富裕家庭以及年轻(35-54岁)消费者食品消费占年收入比例更低,且几乎有一半的消费不在家里。基于这些考虑,年轻富裕的消费者在外消费更多有机食品,他们受到强制标识带来的消费影响较小,而年长的贫困消费者则更需用他们有限收入中的大部分为强制标识带来的附加成本买单。

欧洲即为前车之鉴

欧盟转基因标识标准下限为0.9%,即含有超过0.9%转基因成分的产品都需要标识。结果是,欧洲的反转组织赢了。绿色和平等反转组织针对有转基因标识的食品、产品和公立超市,迅速开展了反对运动。作为对这种运动和抵制的回应,零售商为了不丧失销售业绩,尽量不再购进带转基因标识的产品。食品加工商同样避免使用转基因标识的原料,以免不丧失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国际贸易看,2012年以前,欧盟对没有批准进口的转基因农作物是零容忍。由于全世界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广泛种植,而欧盟审批手续很慢,很多转基因玉米和大豆被大量退货,结果是出口商把退货的损失加在以后出口给欧盟的玉米和大豆价格上,给欧盟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此后欧盟修改了进口转基因标识标准:对欧盟没有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只要含量在0.1%以下就进口做食品和饲料;同时,含转基因成分的饲料也不要标识。

阈值政策实际没有科学根据

在各国的转基因标识阈值政策中,美国无需标识,欧盟为0.9%、日本为5%、韩国为3%,只有中国声称零容忍。王大元认为,这些标识阈值的根据是什么,没有一个科学家说得清楚。但不管什么标准,这些国家没有发现一例转基因食品安全事故,说明这种标识政策毫无指导意义。此外,现有的标识阈值基本都含糊不清。阈值 = 转基因成分含量/食品重量。关键是这个转基因成分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楚?就BT转基因玉米来说,这分子代表的是玉米中间产物(淀粉,糖浆),或者是Bt蛋白含量,还是折算回去的转基因玉米含量?

中国的“零容忍”在糊弄谁

前文已述,证明丝毫不含转基因成分是不可能的。王大元认为,中国的“零容忍”政策听起来是全世界最为严厉,实际上这纯粹是在糊弄那些反转人士。转基因大豆油占据了中国商业饮食的大部分市场,但现实中,并没有见到这些食品饭菜有标识“转基因”,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看到有转基因油条、转基因鱼香肉丝的食品在销售。更激进的作法是,甘肃对转基因食品试行专柜销售,要求转基因食品必须标识——这显然不现实,也难以实质上执行,因为中国的许多食品如进口食品大都含转基因玉米成分,却从来没有标识。

中国的“零容忍”政策中,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包括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番茄等5类17种产品。事实上,该政策的制定本来是针对国外产品进口(设置贸易壁垒)而来,如今却成为中国自己转基因产业发展的阻碍。

专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