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做人体试验?

2014-08-15 | 为何不做人体试验
【编辑:孙滔】2012年衡阳黄金大米事件至今余波未了,许多人仍然将之作为科学家拿小学生作转基因人体试验的证据。事实上这并非人体的转基因安全测试,只是黄金大米营养评价试验,转基因食品也从来没有做过人体试验,其安全评价准则中也无此要求。

为何不做人体试验?

人们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设想,既然许多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存疑,何不如药物临床试验一般拿人来做试验?然而,科学与人们的“想当然”常常不一致。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并非拍脑袋想出来的方案,其安全评价是经过现代科学无数次试错验证后逐渐成熟的方案,而在目前的成熟方案中,从来没有考虑过人体试验。(本文参考引用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杨晓光、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海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林敏、科普作家方玄昌的观点)

人体试验没有科学依据

人类食用植物源和动物源的食品已有上万年历史,这些天然食品中含有各种基因,从科学角度来看,转基因食品与之前食品所含有的各种基因不存在差异,都一样被人体消化、吸收、代谢、排泄,因此食用转基因食品不可能改变人的遗传特性。

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的区别是所转目标基因表达的蛋白质,只要其表达的蛋白质不是致敏物和毒素,它就和食物中的蛋白质没有本质的差别,都可以被人体消化、吸收利用,因此不会在人身体里累积,不会因为长期食用而出现问题。这与重金属污染不同,后者不能代谢掉,其累积会导致重病。

目前只有过敏问题是转基因食品有较大可能存在的食用安全问题,但普通食品同样存在过敏问题,而转基因食品具有更严格的安全性检验,迄今上市的转基因食品还没有一例发生过这类问题。从这一点更可以看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保障,确实远远高于普通食品;如果一定要做人体安全性试验,首先需要做的是普通食品而非转基因食品。许多人总认为普通食品已经吃了千百万年,因此确定了其安全性,其实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一般性的人类实践并不能代替严格的科学实验,许多过去认为是安全的食品,如今通过科学研究却发现它们并不安全,比如蕨菜和蕨根粉(致癌)、槟榔(致癌)等等。

不做人体试验有事实依据

转基因食品的目的蛋白如杀虫蛋白BT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其当作生物农药已经安全应用70多年,期间不仅农民接触它,大量消费者都或多或少吃过这种BT蛋白(因为有生物农药残留)。从1989年瑞士政府批准的第一个转牛凝乳酶基因的转基因微生物生产的奶酪,到现在已经有25年的历史;从1994年转基因番茄在美国批准上市,已有20年的历史;从1996年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油菜大规模生产应用,迄今也有18年历史,这些产品经过大规模长期食用,迄今没有一例安全事故记录。如果不做恶意解读的话,上述历史也亦可看作人体试验的过程。

食品安全评价已经很成熟

食品安全评价目前有成熟的程序和方法,这些程序和方法是建立在科学、个案分析的基础上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尤其如此。食品并非针对某种病症进行治疗的药品,两者的评价原则和目标截然不同。食品需要解决饥饿而非恶疾,没有对应的病症;食品追求的是美味、健康、有营养,而药品追求的是见效快、副作用小。要确定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开展临床试验是重要步骤,而转基因食品只需证明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主要成分没有差异)即可。

按照中国的转基因安全评价规定,通过体外实验、动物实验等现代评价方法已经可以证明其安全性的,就不需要开展人体试验,这也是国际上开展安全性评价的共识。

人体试验违背伦理

采用动物试验进行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可以保证试验个体和试验条件一致,试验结论科学可靠,这在人体则难以实现。小白鼠试验可以严格控制在封闭环境内,排除遗传、健康、饲养条件等多种干扰因素,人类却无法依此操作;动物试验可以按需要进行组织器官的切割收集,以便对转基因食品在其体内的代谢途径、作用靶器官、作用机理和剂量反应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动物还可以按照需求进行不同的毒理学试验,这些都难以在人体进行。

如做人体试验,需要被测试者只吃某种特定的转基因食品而不进食其他食品,否则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但现实中没有人会长期只吃一种特定食品,这对受试者而言将是生命的煎熬、健康的摧残。药品实验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科学不能退却

第一代国产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叶片、根茎和胚乳部分都含有BT蛋白,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抗虫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项目负责人林拥军为打消公众疑虑,让水稻的人类食用部分即胚乳(大米就是水稻的胚乳)不含BT蛋白,只在水稻的叶、根、茎部分即昆虫食用部分表达出BT蛋白。随后又有人担心外源基因会通过水稻进入人体,于是林拥军采用定向删除技术去掉了水稻胚乳部分的抗虫基因。

这并非终点。中国农业大学做了转基因大米的小型猪90天喂养试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做了猕猴喂养试验,这并非国际惯例要求,而是科学家的主动迎合民意所为。许多科学家担忧:做完更接近人类的猕猴喂养试验,人们是否会进一步要求做人体试验,而做人体试验的时候另一群人又会跳出来指责怎能拿人体做试验。

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测试止于90天大鼠喂养试验,小型猪试验和猕猴实验非但没有能够打消公众一丝一毫的疑虑,反而给了质疑者更多的“把柄”。人们会问:为什么已经通过安评了的转基因水稻,还要做这种试验?把新药安全性测试的程序用于转基因食品,不仅是没必要的一种浪费,从科普角度看反而淡化了“实质等同”原则,并加深公众误解:是不是猕猴试验之后就应该是人体试验了?同时,这一做法还埋下隐患,它增加了未来其他转基因食品上市前的解释性成本。

方玄昌认为,在转基因问题上,科学已经退无可退;当前消除人们疑虑的最好办法,就是科学家研究出更好的转基因产品,管理者不加标识大胆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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